首页  >  媒体动态  >  媒体动态详情

刘嘉麒:以火一样的热情从事火山研究

2024-04-09   新京报   阅读量:103

    “我们对年轻人讲的,哪怕其中一句话对他们有作用,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因此,科学普及是很必要的。”刘嘉麒认为只有从社会层面提倡科学家精神,让孩子重视和热爱科学,拥有并发展对科学的兴趣,才能使社会及青少年有长足的创新与进步。

    “你们知道地球上一年火山一共喷发多少次吗?” 2023年11月22日,昌平区第一中学的博雅礼堂内,4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刘嘉麒身穿蓝色夹克和黑色西裤,脚踩一双黑色皮鞋,步伐稳健地走上演讲台,给昌平一中的全体高一学生上了一堂“神奇的火山”科学课。

    如今82岁的刘嘉麒,长年从事地质研究,对中国东北、西北、青藏高原和南、北极等地区进行过广泛地质环境调查。他建立了渭南黄土剖面高分辨率时间标尺,参与了新疆和东北的资源探查和生态环境研究以及南、北极的科学考察,探讨了南极火山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在火山地质与第四纪环境地质等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工作。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国际单成因火山研究委员会联合主席,刘嘉麒研究了一辈子的火山,曾获得首届“侯德封”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等,是国际著名的火山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学家。

    1941年,刘嘉麒出生在辽宁省医巫闾山的一个村落。八岁起,他进入乡里的小学读书,每天跋山涉水,走四里山路上学。到中学时,上学的距离拉长到了十八里路,步行时间也变成漫长的两小时。

    刘嘉麒自评,从小就与山结缘。他家住医巫闾山的深山里,拾柴割草都要上山,每日上学也需要翻山过河。童年的娱乐活动也是爬山,与三五个孩子比赛谁先登顶。

    刘嘉麒说,父亲早逝,家里穷,靠种田勉强维生。家人们一度动过让他辍学的念头,是母亲和学校坚持让他念书。他学习一向争气,中考时,全乡近40名毕业生,只有他和另一名同学考上了高中,高中毕业时,他成为全校仅有的三名全优学生之一。

    高考填志愿时,学校要求好学生必须选择理工科专业。刘嘉麒在征询母亲意见后,选择了“不要钱”的地质专业,“我妈跟我说,你看什么学校不要钱,就考什么学校……我看招生简章,感觉地质学挺神秘的,就报考了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的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

    1960年至1967年,刘嘉麒在长春地质学院读完本科和研究生,而后留校任教一年。1968年后,他先后被调至辽宁省营口地质队及吉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1978年,他再度考研,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就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封。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钻研火山地质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嘉麒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层古生物专业博士学位,先后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室主任、所长等职务。2003年,刘嘉麒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做地质工作,一年中有很长时间跑野外,观察自然现象,采集样本,找矿,填地质图……刘嘉麒认为这是一种享受。“在农村长大的,到了野外觉得很亲切。搞地质有点儿像旅游,到处跑,挺好的。”

    观察与研究火山更让他兴奋。他去夏威夷,见到岩浆“像海水一样铺天盖地地喷发而出……”在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和留尼汪岛的富尔奈斯火山,他现场测量岩浆的温度,“能看到平时根本看不到的火山喷发景观,让人格外激动和兴奋……”

    刘嘉麒刚开始研究火山时,中国的火山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落后地位。为此,刘嘉麒调研了中国90%以上的火山,在上世纪末写成并出版《中国火山》一书,详尽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火山的方方面面。这本书至今仍被学界评为论述中国火山的最完整的书。而今,刘嘉麒正在写作第二本关于火山的书籍,“第一本写了三十多万字,第二本得有八十多万字,关于火山,会讲得更全面、更细致。”

    他见证着中国火山研究在世界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学术会议开到中国来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推荐及评审,也会邀请他参与。他认为,目前,中国火山研究已处于国际前沿水平。

    科研之余,刘嘉麒致力于科普,出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长,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他还在互联网平台做短视频科普,被网友称为“火山院士”。

    “我们对年轻人讲的,哪怕其中一句话对他们有作用,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因此,科学普及是很必要的。”刘嘉麒强调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社会层面提倡科学家精神,让孩子重视和热爱科学,拥有并发展对科学的兴趣,才能使社会及青少年有长足的创新与进步。

    刘嘉麒院士在北京市昌平区第一中学为学生进行《神奇的火山》讲座。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对话】

    求学之路

    新京报:你是几岁开始上学的?

    刘嘉麒:1949年,辽沈战役打完后,我老家就解放了,我这样的穷孩子也开始上小学了。

    当时的小学离我家有将近四里路,我得跋山涉水,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校。学校就设在乡里的一座庙里,在佛像前的空地上摆几条长板子,高一儿点的当桌子,低一点儿的做板凳。

    新京报:你家中以什么为生?供你读书困难吗?

    刘嘉麒:我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只靠母亲种地为生。我们家分有土地和果园,生产梨、杏、桃等水果,种玉米、大豆等庄稼,也养鸡、养猪。我放学回家经常要拾柴、割草,有时不小心就把手指砍了,现在左手上还有好几道伤疤。

    家庭收入一直很少,无非是卖几个鸡蛋,卖点柴火,换几个钱,买点儿食盐等生活用品。若不是学校照顾我,不收学费,我是很难读书的。

    我读完小学,考上中学。中学要到县城去读,多数学生在校住宿,我家离学校约十八里路,本应住宿,但交不起住宿费,只好走读。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出门,步行两个小时左右,赶上上课。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地质学专业?

    刘嘉麒:我高考那会儿,不是你想报什么志愿就报什么,分三类志愿,一类理工,二类农医,三类文史;学校要求好学生必须得考理工;我母亲又要求我哪个学校不要钱就考哪个学校。地质院校实施五包(包学费、书费、食宿费、医疗费),于是我就报考了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的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

    新京报:大学的时光怎么样?

    刘嘉麒:我刚上大学时是1960年,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挨饿。那会儿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在学校里虽然吃不饱,但比回家强,所以我一直坚持念书。大二开始,我们去野外实习,因为是在农村长大的,到了野外就觉得很亲切。

    我从小就生活在山里,整个东北,东边是长白山山系,西边是大小兴安岭山系。我老家所在的医巫闾山属于阴山山系。我很喜欢和大自然打交道,人在大自然中,心旷神怡,什么愁事都能忘却,变得很单纯。

    在长春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辽宁省营口地质队、吉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

刘嘉麒院士对青少年的寄语。受访者供图

    跑野外是常事

    新京报:工作后,依然长年跑野外吗?主要做些什么?

    刘嘉麒:是的,忙的时候,一年有半年都在野外干体力活,比如挖探槽、打坑道,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是搞地下工作的。

    我们当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给国家找矿,铜矿、金矿、镍矿我们都找。再就是填地质图,把各地的地质情况弄清楚。有时也为农村人家找水,探测哪块儿有水?怎么把水抽出来?

    新京报:会觉得辛苦吗?

    刘嘉麒:搞地质,肯定是辛苦的。最基本的一点,搞地质必须得走路,我年轻时也没有车,连辆自行车都没有,去哪儿都靠两条腿。如果是在农村,遇上谁家的牛车、马车,能搭几步路,那是非常幸运的事了。其余的时候,你都得自己跋山涉水,边走路还得边工作。比方说采石头样品,我们经常一天下来,得背上几十斤的石头。

    我们那会儿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就得干好。所以不管再辛苦,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而且我也喜欢这个专业,你学好了,自己有份工作,也能为国家作贡献,挺好的。

    新京报:早年,你在野外做地质研究时,有哪些必带的装备?

    刘嘉麒:锤子、罗盘、放大镜是必需的。那时候没有GPS,只能用罗盘辨别大概方向,用放大镜看样品细节,锤子则是用来采集样品的。更重要的是要带上地质地形图,这样的话,你走到哪儿迷路了,可以根据地形图判断所处的位置。

    有时会带枪防野兽,但山上不允许打猎。实际上,真正的高山上也没有动物。食物方面,一般带方便面、午餐肉和榨菜这类,但高山上是烧不开水的,最多烧到六七十摄氏度,泡出来的方便面黏糊糊的,很难吃。天天吃那些玩意儿,很腻味。我1987年到西昆仑山上跑了一个多月,瘦得裤腰带进去了两格。

    新京报:在野外考察,有没有遇到过危险的时刻?

    刘嘉麒:在野外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危险就在所难免。比如说,到西藏可可西里考察,没有通讯工具,进去了就和外界没法联系。你万一得了感冒,不及时治疗的话,三天就可能发展成肺气肿。我们当然也会带药,但不一定带的药就能治得了病。如果没药,从无人区走出来,怎么也得要十天半个月,任何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都是很危险的。

    我算是幸运的,去过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等偏僻的地方,却没得过病。

    新京报:你们每次去野外考察,会采取一些办法来保证旅程的安全吗?

    刘嘉麒:当然了,安全很重要。我们去野外考察要求安全第一,工作第二。 考察路线往往不走回头路,如果考察队伍是分开的,前面的人要在走过的路旁做标记,比方说在树干上砍破一点儿树皮,没有植物的地方,就用锤子把石头敲掉一些,或者把几块石头垒在一块儿。总之,就是做一些人为的痕迹,让后边的人可以辨别。

    新京报:考察中的险情,你会和家人聊起吗?

    刘嘉麒:我很少和家人提这些事,因为他们听了只会担心,也解决不了问题。不过有时候单位派我们出去工作,去南极也好,去西藏也好,要签保证书,证明自己是自愿去的,自己承担危险;还要家属签字,家人就会很担心了。

“院士专家讲科学”走入昌平区第一中学。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摄

    将视线转向火山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专注于火山研究?

    刘嘉麒:从1978年第二次读研开始。上世纪60年代,我第一次读研究生,因为时代原因,没有学太多东西。再想考研的时候我已经37岁了,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想要回炉一下。当时我在原单位已经做到室主任了,但我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是不行的,要变强,就得去更强的地方和人家竞争。当时中国科学院算是国内最强的地方,我就想冲一下,并幸运地考上了。

    我的硕士论文是做同位素年代学,研究的对象是年轻的火山岩。于是,我就到长白山去采集样品,再回到实验室做测试分析,把野外和室内工作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自己只能摸索着做。

    新京报:当时,我国的火山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怎样的水平?

    刘嘉麒:当时,中国的火山研究还很落后。我读研究生时,有关中国火山的文献很少,甚至有的文献明确写道 “中国根本没有火山,中国的火山资料要从国外获取。” 参加国际会议,也很少有人了解中国火山,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自己先把中国的火山搞清楚。

    二十年前我写的《中国火山》一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火山的方方面面,被认为是关于中国火山最完整的一部著作。为了写这本书,我把中国90%以上的火山都跑了,在青藏高原和大兴安岭新发现一些火山,系统研究了全国火山的时空分布和地球化学特征,确定中国火山不仅种类多,分布广,并有一些活火山,验证了西昆仑的阿什火山在1951年5月27日喷发过,这是中国大陆最新的火山喷发。

    新京报:目前,中国火山研究的世界地位如何?

    刘嘉麒:我们现在处在国际一流水平,行业内没有不知道中国有火山的,好多学术会议也到中国来开。国外搞火山的学者要提教授,找我做推荐人,有研究生、博士生毕业,论文也找我审评。也就是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把中国火山研究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了。

    新京报:你去很多活火山考察过,有什么感受?

    刘嘉麒:太壮观了。像我到夏威夷去,看到火山岩浆像海水一样流出来,它是溢流型的,危险性并不很大。但像是日本的有些火山,它会爆发、喷发,岩浆铺天盖地地下来,那就很恐怖了,得躲远一点儿。还有像东非大裂谷的火山,岩浆已经不太流动了,但是会释放有毒气体,比如硫化氢之类的,人要接近也得做好防护。

    我还现场测量过岩浆的温度,一次在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一次在留尼汪岛的富尔奈斯火山。当时只觉得很刺激,已经不考虑危险了,因为能看到平时根本看不到的场景,人只会觉得激动和兴奋。

    现在想想,大自然是这样伟大,这样可怕。面对不同类型的火山,我觉得人在大自然里太渺小了。

    科学家精神很重要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天赋型的学生,还是努力型的学生?

    刘嘉麒:两者都有吧,做学术,得努力,但是太笨了也不行。我很早就给自己下判断,我做领导干部不行,经商也不行,搞点儿学术专业研究,还勉强可以。

    但我一直认为,科研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搞研究的人,不懂的东西永远比懂得的多。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要不断探索,才能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现在有些事不算创新,只算进步。别人做到80分,你做到85分,这叫进步。真正的创新是无中生有,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新京报: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期待?

    刘嘉麒:目前有些趋势不太好,很多人喜欢做短平快的、急功近利的事儿,踏踏实实做事的比较少,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想强调,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导向。我相信,只要有正确的引导,鼓励认真做事的精神,年轻人们会一代比一代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北京市昌平区第一中学正在聆听院士讲座。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摄

    【同题问答】

    新京报:您觉得科学家应该具备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刘嘉麒:科学家当然要有科学家精神,也就是要求真务实。除此以外,科学家要理解博大精深的重要性,要有孜孜不倦于科研的精神——科研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做成的,有可能一个人一辈子也不会有重大突破,但科学家得有这方面的奉献精神。

    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拿来工作才行。我也常和我的学生们说,如果你想拥有正常的生活节奏,你是做不了科学家的。没有一个科学家,只靠上班的时间,就能把科研做好。科学不像文学艺术,有了灵感就有了东西。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除了灵感,还要有思维,有求证的过程,需要下工夫,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性。

    另外,科学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创造。说白了就是要比较聪明一点儿。人的智商是有区别的,有的人逻辑思维比较强,有的人形象思维比较强,还有的人表现在其他方面比较强。做科学家,当然需要在科学思维这方面比较强,但科学家未必能像艺术家那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像你让我去唱歌跳舞,我肯定就不行。每个人应该尽可能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做出成绩来。

    新京报:您觉得科学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是什么?

    刘嘉麒:整个社会的发展要靠科学技术推动。要让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强大,发展科学技术是根本。

    新京报:您怎么看院士做科普?

    刘嘉麒:我们也有年轻的时候,我小时候如果能多听几个大家讲话,我现在可能发展得更好。

    小时候大人问我长大后要做什么,我都说的是要做科学家。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一直觉得科学家挺高尚的、挺神秘的。

    那么我现在有机会告诉年轻人应该怎么做,哪怕其中一句话对他们有作用,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因此,科学普及是很必要的。我觉得人得想清楚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目标明确了,才能奔着目标不断努力。我是把自己的客观、主观条件综合以后,判断自己比起经商和从政,也许做科研还可能合适些。

    新京报:如何让小朋友们爱上科学?

    刘嘉麒:首先,社会的大环境要调整,要提倡科学家精神,让孩子重视和热爱科学;不要一味地诱导年轻人走捷径、做明星……同时,搞科学的人也要为孩子们树立好的形象,不能让老百姓们说专家是“砖家”。

    再者,最主要的是要让孩子有兴趣,兴趣是创新和进步的催化剂。没兴趣的话,生搬硬套也不能做好。像我从小就跋山涉水,没觉得怎么样,后来搞地质了,去野外辛苦一点儿也习惯。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