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媒体动态  >  媒体动态详情

受聘小学校长,“恐龙院士”打算做什么?

2024-03-27   中国科学报   阅读量:146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孙滔 徐可莹 

徐星。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要做减法。”对于徐星来说,这个理念已经刻入骨髓。

    作为古生物学家,徐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云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生代陆相脊椎动物化石及地层学研究。

    他最近非常关注科学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材问题。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要怎样开展?他的答案是,知识点的重要性在降低,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则越来越重要。中小学生只要能掌握好核心知识点、核心概念就可以了。一旦这个“减法”做好,中小学生就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探索,“探究式学习”也就更容易了。

    今年年初,他又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名誉校长。同时,徐星还将自己的“院士科普基地”落户于此,正式以“小学校长”的新身份推进他的科普事业。

    是的,除了学术光环,徐星身上还有一个“科普”标签。他曾协助许多国内外主流媒体制作了数十期/集科普节目和纪录片,作了近百场科普讲座,撰写科普文章和著作50余篇/本,因此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为“恐龙院士”。

    近日,《中国科学报》就科学教育、科普等问题对徐星进行了专访。

   

“减法”教育:让学生有时间更好地思考、探索

    《中国科学报》:跟国际相比,中国的中小学科学教材差距体现在哪儿,可否举例说明?

    徐星:以“数理化”为例,中小学教材在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上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的教材囊括了过多的知识点,对科学内涵的揭示少了点。其实,教材更多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传承和科学思维的训练。如果一味强调知识点的数量,会使孩子没有时间思考,反而不起作用。

    这是一个关乎教育本质的问题,尤其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要怎样开展?知识点固然重要,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但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重要。

    从现在的科学发展看,一定要做“减法”,只有“减法”做够了,我们的学生才有时间去更好地思考、探索,教育质量才能提高。

    另外,也要关注学科布局。比如我所在的地球和环境科学领域,包括大气、海洋、古生物、板块构造、行星科学等,是一个大学科方向,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中小学教材尤其是中学教材里,地球和环境科学的分量很少,一些重要方向甚至没有涉及。所以,在编写教材时,应该注意反映目前整个学科的布局、科学的架构,只有这样,孩子们对整个科学体系才能有更全面的认知。

    我在和国外一些教材出版商的沟通中体会到,他们的教材设计非常注重把一些基础的、关键的科学概念融入书本中。在编写教材时,对于怎样构建教材、团队怎样搭建、不同的人起什么样的作用都有非常细致的考虑,因此他们的组织形式更合理。他们会请世界上最好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些科学家担任顾问,在教材编写初期提出建议。一方面,科学最核心的内容体现在了教材中,另一方面,作者是编写教材的专家,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面向学生。

    我越想越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它会影响全国的学生。这可不是我们作一两场科普报告能改变的。

   

科普经验:要有所取舍

    《中国科学报》:你是怎么设计科普作品的,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徐星:大家都知道“标题党”,其实是强调标题很重要,是第一位的。比如,我做恐龙科普比较多,霸王龙是大家更熟悉的一种恐龙,也是动物世界中最知名的物种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这个物种的科学研究也是最多的,所以我们做科普时,应该尽量把它放到标题中。科普的目的是科学普及,要惠及更多的人。如果关注的人很少,就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做科普还有什么意义?

    有时候科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公众语言)之间的转换是有难度的,甚至是不能实现的。

    用公众语言讲解一些严谨的科学概念时,可能会产生误导,但是不是就不应该介绍了?我觉得科学家需要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做科普时有所取舍。

    《中国科学报》:这些年的科普工作中,我们能直观感受到你的科普演讲水平的提高,我们很想知道你做了哪些努力?

    徐星:我希望年轻老师、学生包括我自己,每次作完科普报告时——无论是大报告还是时间很短的小报告,都要反思一下:这个报告好不好、目的达到了没有、能不能有所改进?不是完成任务就行了,我们应该带着责任感和荣誉感去做这件事。

    我们很少能停下来思考——突然有个热点,研究人员就匆匆忙忙上马,匆匆忙忙采数据,然后匆匆忙忙得出一些结论,很少有时间仔细思考热点背后有哪些科学问题,或者说存在哪些难点。

    我发现,在准备科普报告时,反而有机会冷静下来思考这些问题,这在客观上也是对科研的反哺,从另一个角度推动自己的研究,让思维更加清晰。

    《中国科学报》:作为小学名誉校长,你打算做哪些事情?

    徐星:实事求是地说,让科学家去中小学花很多时间做科学教育,不是很现实。即便在个别学校开展试点,也是缺乏推广价值的。

    因此,我们做这件事更多是一种示范效应。一方面希望科学家、公众和国家对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多一些关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使中小学的校长、老师在科学教育上投入更多精力。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的社团活动特别丰富,科学实践活动办得非常好,这让我非常惊讶。我就想能不能帮助他们多做一点事情呢?第一个选项是每年为孩子们上几次课,作几场科普报告,跟同学们交流;第二个选项是组织学校的科学教师座谈,分享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或许能帮助他们在教学中做一些探索和实践。

   

专业化科普:可以考虑的职业方向

    《中国科学报》:你曾建议在大学中设置科普专业,能不能详细谈一下这个理念?

    徐星:就科普的专业设置而言,有两个难点。一是从事科普的学生不仅要经过专业的理科训练,还要接受文科及表达能力方面的良好训练。实际上,这两个人群经常结合不到一起,文理兼修是很难的。二是现在科学的分工太细了,要设置一个科普专业,学科领域重点究竟在哪里,培训体系又如何建立?

    其实个别大学已经设置了科普专业方向的硕士学位点,但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科学普及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设置和完善科普专业是有必要的,只不过难点在于怎样落地,这需要大家进一步探讨。

    现在每年研究生招生的数量非常庞大,所以在研究生群体中,我们是可以筛选出一批愿意从事科普工作的人才的。现在国家也在鼓励发展交叉学科,最终这些专业的研究生被培养出来后,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学术,很多人要走向其他岗位,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选择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科普岗位。

    这几年我经常给学生传达这样的理念,不见得非要将自己定位在学术研究上,就职业选择而言,科普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如何才能创作出更好的科普作品?

    徐星:比如,我们要写一本科学绘本,如果孩子看不懂,那就是失败的绘本。科学家也好,专业的科学记者也好,因为受过专业训练,在这个领域中的时间太久了,有时很难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理解这个世界。

    反过来,我们把核心内容告诉充满童心的作家,请他表现出来,效果可能会更好。科学家要善于跟这些有能力、有童心的艺术家、文学家合作。

    《中国科学报》:如何才能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科普?

    徐星:很多年轻人不愿投身科普的原因在于社会观念。现在整个社会是比较功利的,凡事都追求效果。比如做科研,如果能很快拿到各种“帽子”,你的待遇问题就能更好解决,也就更容易拿到好的资源。当我们普遍追求效率时,大家就会焦虑,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大家更容易攀比,且攀比的标准比较单一,指标很少。

    但做科普不是这样的,它的功利性不是那么强,并不能给你带来荣誉上或者经济上的直接利益。不过,随着科学技术普及法的修订和国家系列政策的出台,我们将拥有一个对科普人更加友好的社会环境,这将鼓励更多年轻人从事科普事业。

    另外,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建立起一种多样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只有这样的人多起来,才能慢慢建立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生态系统,让科普活动得到更多认可。

    从个体角度,我们也要更多关注自我,关注一件事能否给自己带来内心的平静和喜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哪怕没有那么多经济回报,也不要过多纠结。我想只有社会和个体共同努力,社会环境才能慢慢改善。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588-019-0507-7

    《中国科学报》 (2024-03-27 第1版 要闻)

    编辑 | 赵路

    排版 | 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