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风险管理不是建成就结束了，更多的工作来自于运行中。

    “重大动物疫病、人兽共患病、微生物耐药、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等是影响动物和人类健康的重要问题。”全国两会期间，新京报记者对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沈建忠。

    他建议，加强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涉及医疗卫生、农业、海关、疫控、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不仅对保障生物安全意义重大，还是科技创新的关键支撑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沈建忠。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建设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对保障生物安全意义重大

    新京报：今年两会，你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沈建忠：今年主要的建议之一是加强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所谓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就是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为三级或四级的实验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P3或P4实验室。以我所从事的兽医学领域为例，一些高致病性的重大动物疫病（如非洲猪瘟等）和人兽共患病（如布病、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的病原学研究以及疫苗创制等工作都需要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中进行。

    事实上，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涉及医疗卫生、农业、海关、疫控、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更强烈、要求更高，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不仅对保障生物安全意义重大，还是科技创新的关键支撑平台。

    新京报：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的情况如何？为什么需要加强？

    沈建忠：早在2016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就发布了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管理方面的文件，以此指导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布局、建设和管理。但总的来说，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起步较晚，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比如，美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总数达1500家，英国超过400家。而在我国，通过国家认可委认证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不到70家，在实验室布局、专业人才、管理水平等方面，我们也有差距。

    新京报：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研究对象涉及高致病性和传染性的病原，审批与建设都要慎重，这是否是我们数量较少的原因？

    沈建忠：全球各国对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都有非常严密的制度，从建设前的风险评估，到建成后的风险管理和监管都非常重视。我国也是如此，未来可能还要进一步加强，但不能为此因噎废食，对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要有科学的认知，应该建设的还是要建设，同时不断强化实验室建成后的风险管理水平。

    新京报：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科技创新、传染病防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你认为应该如何加强建设？

    沈建忠：近些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从立项、建设，到硬件配备、人员管理，再到后期风险管控等，都有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我认为，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增加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数量，并进行合理布局。就目前我国P3实验室的建设规模而言，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实际需求。这些年，我国发展很快，这使得我们在动物疫病防控、进出口检验检疫、人类重大传染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出现了更大的需求，我们需要这样的实验室促进科技创新，更好保障生物安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更加完善和细化的规则，增加实验室的数量，并通过统一布局、合理使用等让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各个领域发挥关键的平台支撑作用。

    新京报：更多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否也意味着更高的管理风险？

    沈建忠：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风险管理不是建成就结束了，更多的工作来自于运行中。在建设阶段，我们有严格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确保风险可控。在建成并通过国家认可委认证后，实验室要根据从事的科研领域由对口部门归口管理。由于各部门把握的尺度不同，要进一步明确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牵头部门，统筹制定统一的准则，明晰各部门在综合性交叉问题上的管理职责，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和风险控制措施，才能够保障实验室正常规范运行，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这也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保障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具体要求。

    人兽共患病，病原多源自动物

    新京报：从你自身研究的领域看，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有哪些重要作用？

    沈建忠：加强人兽共患病的源头防控是我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兽共患病是可以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的疾病，如布病、狂犬病、禽流感等，直接影响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事实上，人类重大和新发的传染性疾病，有60%以上源于动物，尤其是近20年，人类突发、新发的重大传染性疾病，超过70%来源于动物。因此，实现关口前移，从动物源头防控至关重要。目前受到普遍重视的“两病”，即结核病和布病，就备受关注，尤其是人间布病完全来源于动物，特别是源自于人类饲养的牛羊等草食动物。

    新京报：在人兽共患病方面，我们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不足？

    沈建忠：党和国家对人兽共患病的防控高度重视，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不断推进人兽共患病防控工作。

    但近年来，部分人兽共患病，尤其是布病的防控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据了解，布病是国家重点监控的人兽共患病病种中，人间病例数少数不降反升的传染病，每年近7万例。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畜间布病和人间布病防控分别由不同行业部门牵头，未能在疫病传播全链条上形成有效防控合力；部门间的数据信息缺乏有效共享机制；财政投入力度不足；防控技术与产品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居民对牛羊肉和奶制品的消费需求增加，推动了牛羊，尤其是羊的养殖区由北方向南方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布病的蔓延。

    因此，未来要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明确布病防控工作的牵头单位，并统筹协调农业、卫生健康、环境等相关部门，制定国家层面的短期及中长期综合防控规划，建立全链条、一体化防控体系。此外，还要持续加大对布病科学研究和防控规划实施各个环节的经费投入，为布病防控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从农场到餐桌，食品安全监管贯穿全流程

    新京报：当前，我国对动物源性食品需求越来越高，其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重视。在你看来，我国当前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状况如何？

    沈建忠：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是兽医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些年来，国家和各部门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一直在提高，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企业都非常重视。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并反馈到产业领域。

    总体而言，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日趋良好，水平在不断提升。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食品安全将会是永恒的话题。我国是人口大国、养殖大国，动物养殖量位居全球前列，肉蛋奶和水产品生产量及消费量全球最大，因此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至关重要。

    新京报：我们在食品安全方面做过哪些工作？

    沈建忠：一方面是生产源头控制。通过更加科学和健康的饲养来预防动物疾病，同时在屠宰、运输等环节，通过严格的科学管理，控制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另一方面是多方位质量检测。近10多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鼓励技术创新、推动科研攻关，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各环节加强检测，基本控制住了风险。这些工作都是做在食品被端上餐桌前，关口前移。当前我们肉蛋奶等农产品的安全，基本上是可以放心的。

    但也要明白，食品安全风险永远存在，不能因为安全水平提高就放松监管。比如前些年出现的瘦肉精、牛羊肉造假等问题，尽管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但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有大家都很关注的奶制品安全问题，这些年国家采取了很多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奶制品安全，但仍要持续关注和严格监控，不能放松。

    创新驱动发展，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新京报：在科技创新上，我们做过哪些工作，成效如何？

    沈建忠：在动物疫病防控、食品安全检测等方面，这些年我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进步。以食品安全检测为例，大约在2004年前后，我国肉蛋奶、茶叶等农产品的药物残留检测、霉菌毒素检测等关键技术和产品都依赖国外引进，此后，我国投入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到今天，许多关键性技术难关已经被攻克，国产检测产品占据90%以上的市场，实现了国产自主，甚至可以说，在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检测领域，外国企业已经基本上退出市场了。

    新京报：这个转变是怎样实现的？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沈建忠：一方面是国家和政府重视，不断加大投入，鼓励科技创新，另一方面是市场需求推动的科技创新。原来进口检测产品非常昂贵，一张试纸条可能几十块钱，一个试剂盒要上千块，而当核心技术被攻克后，生产成本迅速下降，产品价格只需要几块钱、几十块钱，使得企业对生产产品的检测范围变得更广了。

    事实上，企业本身也希望养殖的动物健康、生产的食品安全。比如大型养殖企业，他们的活体动物、肉蛋奶产品等都需要更全面的检测，原来检测一个样本需要10-50元，生产者就不太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样本检测。但现在只要1-2元，他们就可以检测更多的样本，这也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食品安全水平。

    养殖减抗，让食品更加安全

    新京报：近年来，畜禽饲料减抗问题越来越受关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沈建忠：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近年来，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备受关注，我国做了大量工作。耐药性的产生主要是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的。抗生素是目前人类抗感染治疗最有效的药物，但滥用的结果很可能培养出“超级耐药细菌”，导致所有抗生素失效，使人类面临无药可用境地。

    事实上，动物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给动物使用抗生素，本身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其健康，为人类提供更优质的食物。如果过度使用，很快就会产生耐药细菌，从而出现难以治疗的传染性疾病，甚至还可能通过环境或食物链传播到人，进而影响到人民生命健康。

    我国在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近些年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减抗措施。对一些人和动物共用的抗生素，有的在动物身上已经完全禁止使用，有些暂停使用；在饲料添加剂方面，目前已经全面禁止抗生素作为促生长剂在饲料中添加。

    新京报：在养殖减抗方面，未来还有哪些需要重视的工作？

    沈建忠：首先，实事求是地讲，在动物中完全禁抗不现实，也不科学。动物也会生病，生病了就要治疗，而抗生素是对抗细菌性感染最简单、最有效的手段。但我们要合理使用、科学使用，不能滥用，否则就可能导致耐药细菌的出现。

    其次，需要采取综合减抗措施。这几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兽用抗生素使用减量化行动，效果非常好。主要是通过改善饲养环境、加强动物营养等方式，提高动物免疫力，让动物在一个更干净、更舒适、更健康的环境中成长，这样它患病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一旦发现疾病，要精准诊断及合理用药，究竟是什么病，怎么治疗更合适，是不是需要抗生素，如果不需要，就不用。通过这些方式，一方面我们实现了减抗，另一方面促进了养殖业健康发展，保障了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安全。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陈璐 赵亚楠 李欣侗

    编辑 白爽 校对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