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报效祖国

——缅怀恩师何泽慧先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焕乔

张焕乔院士看望何泽慧先生

    今天是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何先生是享誉国际的著名科学家，是我国核物理、高能宇宙射线物理和粒子天体物理的开创者之一，也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创建者之一，是我崇敬的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领导人，是引领我步入科学研究大门的恩师。

    何泽慧先生一生致力于科学真理的探索和追求，特别是在核物理研究领域贡献卓越、影响深远，并在我国“两弹一艇”研制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8年8月，钱三强、何泽慧先生回到北平。钱先生受聘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兼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何先生任特聘研究员。新中国诞生后，钱三强与何泽慧先生受命组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

    在这段时间里，何泽慧先生主持了研制原子核乳胶的课题。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她领导的小组于1956年研制成对质子、α粒子和裂变碎片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核-2和核-3，在灵敏度等主要性能水平方面与英国伊尔福C-2相当，成果获得195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三等奖。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大力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为建设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基地，何泽慧先生领导中子物理研究室在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上建立实验终端，为开拓我国中子物理和裂变物理实验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国研制“两弹一艇”打下了坚实基础。

何泽慧先生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图书馆

    何泽慧先生领导开展了中子物理、裂变物理与轻核反应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研制原子弹、氢弹提供了必需的关键性数据。在“两弹”攻关期间，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由原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负责研制，何泽慧先生参加了九所点火委员会，明确任务并负责在原子能所指导点火中子源的研制工作。王方定小组经过艰苦努力、日夜奋战，于1964年高质量完成了任务，何泽慧先生功不可没。

    主持我国第一颗氢弹理论设计的彭桓武先生曾回忆：“搞氢弹的时候，资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大可靠，如果按这个数据，氢弹就要走另一条路。就决定重做实验，重测这个数据。当时由何泽慧领导一批人专门做这个实验。平常的物理实验要两三年时间，而我们搞氢弹当时只剩下一两年时间。何泽慧他们便白天黑夜地干，只用了几个月就做出来了。核武器数据没有走弯路，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说得就是1965年2月13日，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西尧将氘锂六个反应道的测量任务交到原子能所，由何泽慧先生任总指挥，组织研究团队在不到半年就完成了的事情。

    何泽慧先生，是一位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的科学家，不仅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更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何先生培养人才的特点是比较放开，非常注重青年的自由发展。她给青年人出题目，会指定研究领域，但并不直接干预指挥，而是发挥青年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信任和尊重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干，何先生则给予指点。要解决哪些问题，关键问题在哪里，她和大家一道平等讨论，不以权威自居，自然地引导年轻人的思路，互相启发，通过自由争论，使认识得到提高。

    新参加工作的同志需要学习基础理论，她也采用“互教互学”的办法，让每个人都当老师。一般不到两年，这些“新人”就基本上可以独立担负工作。作为室主任，何先生还经常下到各组了解情况，为了“强迫”年轻人呼吸新鲜空气，就建议到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谈工作。她总是仔细倾听，在关键处给予指点。

    此外，她总是能够看到下一步的发展，及早地提醒年轻人扩展研究的领域，让年轻人提前准备知识，积极拓展，不死守一个领域。1956年我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幸在钱三强、何泽慧先生领导的中子物理研究室工作。我当时在戴传曾先生组里参加建立中子晶体谱仪的工作，并准备做中子截面测量。一开始何先生就提醒我，除了准备中子截面测量的知识，还要及早学习中子衍射方面的知识，为中子晶体谱仪的进一步发展做准备，使我及早开始这方面的学习。

    1958年9月，室主任何泽慧先生通知我去苏联实习。我到了莫斯科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由于是从国内“大跃进”形势出来的，一时不适应苏联正常的研究环境，自己头脑还发热，不到三个月就写信给何先生，希望回国继续参加大跃进献礼。何先生及时给我回信，明确指出要注意学习人家积累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先进经验，并告诫我这些正是我欠缺的。何先生的忠告使我冷静下来，不仅更加努力工作，并且更有意识地学习人家工作的思路、方法和特长，“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获益匪浅。

    1960年2月我回国不久，杨桢先生在中子晶体谱仪上发现压电振动石英晶体中子衍射增强现象。何泽慧先生作为室主任，亲自抓这项工作，组织多次研讨，严格把关，确立发现，集思广益，探讨机制。我有幸参加了这些讨论，亲眼看到一位大科学家是如何抓新现象发现的全过程，深受教育。这使我联想到钱三强与何泽慧先生当年在法国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的情景。

    1960年秋，为了适应国家研制核武器的需要，钱三强所长知道我在苏联参加过中子裂变截面的测量，决定将我从中子衍射组调到裂变物理组，在何泽慧先生领导下工作。何先生总是鼓励我们青年人，要相信自己，多动脑筋，不要迷信外国人，走自己的路，要在现实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想办法做出高水平的工作。她的言传身教，使我更加明白做科学工作“贵在创新”的道理。

    1961年测量裂变谱中子引起238U裂变截面的重点任务下达时，中子物理研究室刚建立不久，尚未开展中子通量测量技术的研究。正是在何先生的领导下，我想出用精确的235U热中子平均裂变中子数来代替中子通量测量，确立了一个好的可行方案。但是在实际测量中需要制备一块约12×58cm2大面积的均匀铀样品，这是一个难点。我调研了不同制备靶方法的文献，进行了比较。当时找到一篇用电化置换法制备铀的德文文章，那时我不懂德文，只好去请教何先生。她为我从头到尾详细讲解了这篇文章，并且告诉我，“自己先阅读，把看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再来找我，这样会使你更加印象深刻。”这让我再次懂得，做科学研究一定要自我锻炼、下苦功夫。我用电化置换法制备出3块样品，顺利完成任务，这一成果是报国家科委原子能文献中子物理的第一篇文章。随后我们又完成了裂变谱中子引起235U和239Pu裂变截面的测量，结果报国家科委，成为原子能文献中子物理的第6篇文章。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研制过程中，何先生布置我在两个季度内完成异形钋α放射源强度的绝对测量，我们建立了小立体角测量装置，完成了紧急任务。1965年11月，何先生又安排我承接检验国产核用石墨性能的任务，为生产堆的安全运行提供必要的数据。这些工作的开展，让我明白了完成国家事业的需要就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追求科学真理的信念。

2002年何泽慧在原子能院钱三强铜像前留影

    何先生常说要“立足常规，着眼新奇”，鼓励我们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注意创新；她对实验数据的高度重视，促使我在工作中更加细心严谨。在何先生领导下，工作非常充实而紧张，心情非常愉快。

    作为中子物理研究室主任，何先生对青年的成长非常关心。随着任务的需要，研究室青年人增多，大多对研究工作和中子物理都不熟悉，当时又经历“大跃进”的影响，年轻人工作热情很高，有些人想快出成绩，出现急于求成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何先生组织大家学习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给青年科学工作者的一封信，又找陆祖荫一起将德国科学家博特写的《对青年物理学家的忠告》全文翻译，发表在《原子能科学技术》上，推荐大家阅读，引导青年科学工作者沉下心来，做好调研，细心工作，做好记录，抓住新奇，写出文章。

    1961年，何先生主持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全室科技人员考试，事前不通知，由室里出题，组长组织在同一时间考试。她不是想为难大家，而是想了解大家的真实水平。考题由一般内容到新文献工作，这种考试能够真实反映出一个人掌握科学知识的深浅。考试结果的确说明问题，当时流传的几位高才生没有得到好成绩，反映出年轻人掌握知识不牢靠和不全面。这次考试成绩不张榜、不入档、不与职位晋升挂钩，成绩告诉本人，使每个人知道自己的不足，各自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室里和组里也加强学术活动，开展互教互学，共同提高，几年下来，成效显著，年轻人进步很快。

    我感到非常幸运，在自己刚步入工作岗位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位爱国奉献、治学严谨、刚正不阿、生活朴实、平易近人的老师，领我进入科学研究之门。何先生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给我留下永远的记忆；她对我的教导和启迪，让我终生受益。她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纪念何泽慧先生，不仅仅是为了缅怀她，更是为了传承和发扬她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希望年轻一代科研人员能够铭记先生教诲，继承先生遗志，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