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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新晋院士”:实现科学梦想的路该怎么走

2024-01-16   健康报   阅读量:288

    近日,以“点亮科学梦想,启迪智慧人生”为主题的“新晋院士与海医青年话成长”访谈活动在海南医学院举行。2023年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肿瘤学专家马骏,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心血管病学专家王建安,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血液病专家黄晓军与海南医学院的“学生记者”畅谈成长经历和人生感悟。

    本期,我们将海南医学院的“学生记者”与院士们的精彩对话内容分享给读者。

    马骏(右六)、王建安(右五)、黄晓军(左五)三位新晋院士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学院校长陈国强(左六)及学生记者在活动现场合影。

    马骏:打破规则需要时间和耐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二级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常务副院长,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鼻咽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鼻咽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学生:您是如何走上鼻咽癌研究道路的?


    马骏:我从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现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放射科,我当时的科室主任是做鼻咽癌放射研究的,他将我带去了耳鼻喉科,在那里,我开始了对鼻咽癌的感性认识。在对鼻咽癌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我决定继续深造,在导师的带领下逐步开始进行科学研究。

    当时,我国的医疗水平比较落后,鼻咽癌患者的生存率较低。1997年,我们的老院长从国外回来后鼓励我们出国进修。2000年,我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博士后训练,这对我来说是专业能力的一次大提升,回国后,我就投身对鼻咽癌的研究中。这种疾病在广东及其周边高发,同事们合作开展了一项包含300多个样本的前瞻性临床试验,在国际上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后来,我和孙颖教授一起带领着我们的团队走到现在。

    学生: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马骏:不论是从事临床实践,还是做科学研究,遇到困难其实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不要气馁。比如,我们团队一开始想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非常困难。一个新的团队要在国际上发声,打破原来的规则,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为此,我们反复研究,努力做好试验设计,抓好试验的质量,并请国外专家经常来观摩指导,与此同时,团队也主动和国内同行交流,不断提升我们的学术影响力,最终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

    学生:据了解,您会想方设法为患者制订个性化的放疗计划,以减小疾病对患者日后生活的影响。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个您和患者之间的故事?


    马骏:我年轻的时候救治过一名患有鼻咽癌的音乐老师,他希望我能在尽量帮他治好病的同时,不要损伤他的鼻腔、口腔神经,这样就不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我在和同事们一起制订他的放射治疗计划时,特别花心思帮他保护好周围的器官。这个患者非常幸运,后来复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没有明显的口干,听力和发声都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我想,如果每一名患者都能得到这样个性化的有针对性的诊疗,那么他们的生活质量一定能得到提高。

    学生:有人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您的从医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榜样?


    马骏:我国著名的内科专家张孝骞教授有句名言:“患者以生命相托,我们如何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我的母校非常重视基础教学,重视细节,训练学生做事一丝不苟,这为我打下了好的基础,对我后来从事临床和科学研究工作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

    后来我来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工作,我的老师们工作非常细致,待人也和蔼可亲,他们的言传身教时时影响着我。我们首任所长梁伯强院士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建设医院,建成了国家肿瘤学重点实验室,借助这个平台持续地培养一代代的肿瘤学人才,我们医院一步步走到全国肿瘤专科医院的前列。

    学生:您受美国临床肿瘤协会邀请,牵头制定了《中国-美国临床肿瘤学会鼻咽癌临床诊治国际指南》,指导了全球的临床实践。该指南系肿瘤领域首部由中国学者和学术组织领衔制定的国际指南。让这个指南获得世界认可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您是如何做到的?

    马骏:这些年,在很多国际会议上都有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报告,团队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高。

    我们邀请了包括加拿大、美国、新加坡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一些专家一起主持了指南的制定,一年开几十次的现场会议,进行无数次的讨论,最后终于高质量完成了指南的制定,一次就顺利通过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50多个专家的评审。

    正是由于我们团队细致、努力的工作,包括高水平的英文写作,指南才顺利通过了评审,给团队带来了良好的声誉,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王建安:经常问为什么

    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心脏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学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开发中国瓣膜、独创“杭州方案”的故事吗?

    王建安:我刚开始做医生的时候,想把内分泌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但后来转到心内科实习的时候,看到奄奄一息的患者在除颤后一下子活过来了,就坚定不移地要把治疗心脏疾病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追求。曾经很多心脏疾病只能依靠外科手术治疗,而高龄老人等一些人群很难耐受,接受手术治疗的风险很大,介入手术的出现为这样的人群打开了一扇窗。

    我们团队研发了适用于严重心脏瓣膜病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导管主动脉瓣介入器械和瓣膜修复器械,创新“基于瓣上结构选择瓣膜”的经导管主动脉瓣理论和方案(后定名“杭州方案”),降低了患者死亡率和并发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令我感到自豪的是,现在在一些国际会议中都会有“杭州方案”的专题讨论会。我们团队还在不断改进和完善“杭州方案”。

    学生:您从医近40年,积累了很多经验,也有很多感悟。您想对刚走上从医路的医学生说些什么?


    王建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算是身旁的普通人也是你们人生中难得的老师。医学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都会对疾病造成影响。医学不仅需要关注疾病,也需要关注人,关注患者的需求。在日后的医学道路上,你们一定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力争为患者选择最适合他们的诊疗方案。

    学生:您曾经提出,医学人文=良心﹢爱心,您能否和我们分享关于医学人文的思考?

    王建安:“医学人文”是贯穿行医始终的,良心是行医的底线,医疗行为不能突破底线。行医需要爱心,爱心是无限的。医生要以“病人需要什么”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从小事做起,处处为患者着想。

    学生:您曾被评为浙江省师德先进个人,获浙江大学第九届永平教学贡献奖,是一位在教学方面颇有建树的“良师”。您认为在临床医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建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老师的言传身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我以前对教学相长这个词的理解不够深刻,这几年,我对这个词的理解越来越深。有时,我与学生是互相学习的,比如学生把文章提交给我,请我给他们把方向、提建议,我和他们一起探讨思考的过程,其实对自己的专业水平也是一种提升。大家一起出谋划策,可以凝聚更多智慧,更好地解决问题。

    学生:您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最注重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素养?

    王建安:我喜欢纯真、有想象力、有发散性思维的学生。我觉得大家应该学好语言,因为要想让科学研究走向世界,必须拥有对外交流的能力。

    我希望学生热爱科学,积极创新,能把掌握的知识融会贯通。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经常问为什么。千万不要只记答案,一定要把为什么是这样搞清楚,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可以为日后的科研打下良好基础。我希望学生尊重科学、实事求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学生:应该如何更好地将科研和临床结合起来,提升科研的临床转化价值?

    王建安:要知道自己的长项在哪里,找到新的研究“靶点”。要学以致用,善于把所学用于临床实践,不断地去思考如何完善诊疗方式、流程标准等。要懂得怎么把一个临床问题变成一个临床科学问题,变成假设,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验证它,这样就能给临床工作带来切实改变。

    黄晓军:我的患者成就了我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学生:您制订的“北京方案”将白血病患者的3年生存率从20%提升到70%。创制这套方案的难点是什么?

    黄晓军:众所周知,骨髓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的一种方式,但骨髓移植必须通过配型实现,配型全相合的概率很低。

    如果只有配型全相合的人才能为患者提供造血干细胞,那么,供者数量就会很少,因此,我们希望能做好半相合移植,这样就可以解决供者不足的问题,“北京方案”指的就是半相合骨髓移植方案。

    在“北京方案”诞生之前,半相合移植是不能在临床应用的,因为接受全相合骨髓移植患者的3年生存率是70%左右,而接受半相合移植患者的3年生存率只有20%左右。“北京方案”解决了“供者来源匮乏”这一世界性医学难题,使亲属成为移植供者的概率由不足25%上升至几乎100%,使接受半相合移植治疗的白血病患者的3年生存率从20%升至70%。“北京方案”改变了世界半相合移植“不可逾越”的传统观念,使半相合移植成为白血病一线治疗方案。

    “北京方案”的难点非常多,因为骨髓移植是一个系统工程,从预处理到感染的防控再到复发的防治,都有一系列技术难点。我们通过几十种技术改革的系统性集成,最终提高了半相合移植的成功率,这是“北京方案”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的重要原因。

    学生:将“北京方案”变成国际标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您也曾经受到国外同行的一些质疑,您当时是怎么对待这些不一样的声音的?

    黄晓军:所有的创新其实都是打破旧知识体系、创建新知识体系的一个过程,而旧的知识实际上是大家公认的。其实,我们当时在想方设法攻克半相合移植难题的时候,并不知道国外很多专家已经研究这个问题很多年了。2000年,我们成功完成第一例半相合移植,我们的成果被国际学术期刊频繁报道后,国外同行发现我们的做法和他们的想象不一样,他们就有质疑,甚至是怀疑,我觉得这非常正常。我们通过跟他们不断沟通交流,不断提出更强有力的证据,回应他们的质疑。大概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认可了我们的方案。

    学生:一位患者曾经说,如果血液病治疗界有“星星”,那一定有一颗是“黄所”,您可否讲讲您和患者的故事?

    黄晓军:我做主治医生的时候,有一名患者得了重症肺炎,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患者已经呼吸衰竭,各种治疗手段都已经难以改变他的结局,而我还在想怎么用新的方法去治疗。我脑子里形成了跟大家不一样的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当时的治疗常规。当时学界普遍认为间质性肺炎是由病毒引起的,不能用激素治疗,而我认为,这种病发展到后期可以用激素治疗。当天晚上,我获准给患者用了激素,第二天患者血压改善,后来慢慢康复。医患之间是互相成就的,我特别感恩我的患者,是他们成就了我。

    学生:您几十年如一日心系患者,扎根临床,同时还要做好科研和教学工作,您不觉得太辛苦吗?支持您在医学道路上一直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黄晓军: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我1987年开始读研究生,1988年接触到白血病患者的时候,我就觉得要想办法把他们的生命留住,但这个目标太大了,需要分阶段实现。

    我发现很多白血病患者需要做骨髓移植,我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解决半相合移植问题,才能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北京方案”取得成功后,慕名而来的患者非常多,我根本忙不过来,那时我定下了下一目标——培养更多的医生,让更多的患者受益。十几年间,全世界有600多名医生在我们所里进修,半相合移植由原来全国一年大约能做几百例,到现在一年能做接近2万例。最近几年,我想的更多的是让很多患者不出省就能治好病,这是我的另一个梦想。

    其实,作为医生,不管什么时候,我的目标都围绕着如何能够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有了这样的初心,即使工作中碰到很多困难,也会让我觉得这些困难跟挽救生命相比,根本不算事。

    因此,医者仁心是支撑我走到今天的最大动力。

    学生:我是大一新生。本科生应该如何做好科研准备工作?

    黄晓军:我认为,要时刻做好准备,锻炼好身体,要有主动向上、追求完美的心,有坚定的意志。要注意观察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学生:科研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挫折。您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黄晓军: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有困难不可怕,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矫正目标。如果你发现一个目标不合适,就换掉它。如果你认为目标非常正确,那就要调整你的战术,克服这些困难,才可能取得进步。

    供稿海南医学院

    编辑:张昊华 杨真宇

    校对:管仲瑶

    审核:徐秉楠 杨利春

马骏
中国科学院院士
鼻咽癌的诊治及基础研究专家
王建安
中国科学院院士
冠心病和瓣膜病的创新介入技术及心肌损伤修复机制研究专家
  • 黄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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