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10月5日推出《潘垣:追逐“人造太阳”,探索终极能源》。
潘垣:我的人生,要留下一些痕迹,科技的痕迹,让后人还记得我。我期盼我的中子源能够出来,实现磁约束氘氘聚变。这是了不起的大事,真正最后解决人类的终极能源问题,为人类作出贡献。
【先生简介】
潘垣,1933年8月出生于湖北宜昌。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的他,是我国核聚变电磁工程和大型脉冲电源技术的主要开拓者,脉冲强磁场技术专家,至今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时刻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参与主持有“人造太阳”之称的“中国环流器一号”研制建造,力求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能源问题,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为了祖国,直面“世界最难”
如果问,这世界上最难的科学研究是什么?在潘垣眼中,毫无疑问是磁约束核聚变,也就是“人造太阳”。他参与的“中国环流器一号”工程,是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国磁约束聚变领域首个大科学工程,目的是在地球上模拟太阳的核聚变产生原理,制造一种科学装置,从而解决人类终极能源的问题。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课题,潘垣研究了五十多年,目前仍在继续。
潘垣:人类的进步是伴随着能源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进步的。这是我的第一个也是中国第一个磁约束核聚变大科学工程,我一生中感到很幸福的事情,就是“中国环流器一号”。而我拿到院士称号也是靠磁约束核聚变,这项目还在研究中,是当今世界上最难的科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潘垣在作“中国环流器大科学工程脉冲电源系统”的报告
到底有多难呢?潘垣解释,太阳核聚变的发生离不开巨大的太阳引力,高温高压条件下,充斥在太阳内部的氢原子核外电子摆脱束缚,其中两个原子核互相吸引、碰撞,进而发生聚变反应。但毕竟,地球的引力仅仅是太阳的三十三万分之一。要在地球上将超高温等离子体约束起来,实现可控核聚变,难度堪比“夸父逐日”。
不过,为自己的祖国搞科研,无论再苦再难,潘垣都倍感珍惜。因为,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日本侵略、国破家亡,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曾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潘垣:1938年,在我5岁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武汉,对宜昌进行猛炸,我大难不死。1943年石牌保卫战,只差大概不到10分钟,我和我的母亲要被抓住了。我的母亲一听到枪响,什么都不管,把我一拉,就从后门跑到山上,躲在竹林里。母亲就教育我,没有国,哪有家?所以我的童年是苦难的,现在读书很幸福。
潜心钻研,夯实学术根基
颠沛流离、直面生死,如今忆起童年,耄耋之年的老人依然会潸然泪下。因此立志报国,也成了他的毕生追求。武汉大学电机系毕业后,潘垣顺利进入武汉电管局中心实验所。1958年,25岁的他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被选调进入二机部401所,也就是原子能研究所。但兴奋之余,迎面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潘垣:钱三强先生治学非常严谨,而且对我们要求很高,经过大学本科5年后,到他的研究所和研究室工作,要经过考试,如果不合格,他认为不适宜在研究室工作,就调到器材处或图书馆等。首先要考两门外语,因为在研究室工作,看不懂外语如何知道什么是国际前沿?通过了,就考基础课,物理的四大力学挑一门,我当然就考了电动力学。考完以后,就考专业基础课——等离子体物理,然后考专业课。都通过了,还要拿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