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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院士周忠和:脚踏实地的科普大先生

2023-10-31   光明社教育家   阅读量:149

    今年4月,科技部向社会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修改草案)》的各项意见,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自2002年颁布以来迎来首次修订。这项工作的推动者之一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进化生物学家周忠和。3年前,他提出“完善科普法治体系,促进新时代科普繁荣”的议案,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截至今日,他所提议的“增设科普职称序列,畅通科普工作者职称晋升通道”已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推进落实。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周忠和几乎每次都为全国两会带去相关科普提案,每条提议都来源于他考察调研后的深入思考。他坦陈,希望自己对科普的认真和执着能够一定程度上推进科普建设与学科发展。30多年间,他坚持脚踏实地做科普,身体力行传递科学精神,既能勇立潮头,为科普工作鼓与呼,也甘愿退居幕后,做科普队伍的组织者。让我们走近周忠和,倾听这位科普大先生的故事和他为科普的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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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忠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进化生物学及古鸟类学家,现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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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侦探”,也是“拉拉队员”

    《教育家》:您曾说,每块化石都承载了一个故事,古生物学家从事的工作就是根据有限的线索还原一段历史,实际上是在重建“生命之树”,您在做科普时会怎样向青少年讲述这些“生命的故事”?

    周忠和:我把古生物研究者比喻为“侦探”,因为我们要根据化石上的蛛丝马迹研究地球历史,化石越完整,遗留的信息就越多,包括生命、地球环境的痕迹等,比如我看到一块贝壳化石,就会立刻想到附近曾经有水源。

我读研究生时开始做科普,我研究的古生物学是一门地质学和生物学的交叉学科,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做科普时,内容选择可以多元,但不要贪多求全,一定要确保准确,因为权威性是科研工作者做科普最显著的优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产生的负面效果会很大。

    到目前为止,我准备的相关科普报告已有20多个版本,面向不同类型的听众,我会结合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兴趣点,准备更适合他们的内容,比如给小学生做科普讲座,我会聊一聊恐龙的故事;如果面向初高中生,我会讲古鸟的种类和它们生活的地质背景,或者再讲一些有关进化论的知识。换到给党员干部做科普报告,我会把古生物学科放到更大的范围,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和他们谈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这样的问题。一场科普讲座,我会用一半时间讲完科学知识,再用剩下一半时间引导听众凭着好奇心自发提出问题,我再予以解答。

    《教育家》:没有好奇心就很难发展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青少年好奇心的发展?科普工作者又应如何帮助他们保护好奇心?

    周忠和:青少年的好奇心一般在小时候表现得比较明显,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发问,长大后就越来越不敢问了。我想,原因很复杂,比如应试教育下,教师多用对错评价青少年的想法,用统一的标准答案约束他们的个性化思考;又如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大多含蓄、保守,提倡沉默是金,但在科学研究领域,好奇心往往能为发现探索提供原始动力。

    我的家乡小院背后有一片竹林,我小时候很喜欢那里,经常去挖笋和野菜,可以说,每次去竹林都像探索未知世界,也正是这段经历,激发了我探索大自然的好奇心。后来升入高中,班主任为我们订阅了一本《化石》杂志,里面有很多故事,偶尔翻看后,我觉得研究古生物很有趣,于是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了古生物专业,继而找到了这份能够实现志趣的事业。

    做科普工作时,我们可以运用自然教育。青少年天生亲近自然,让他们在感受大自然的过程中接受科学教育,不仅可以从小培养青少年对自然的好奇心,还能提高他们观察与思考的能力,这恰恰是科学研究必备的品质。准备材料时,我们还可以将科学知识揉在故事里,引发青少年的关注和兴趣,尤其容易对低龄阶段的孩子起作用。

    此外,在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我们要尊重每一名青少年的个性,即使他们有的想法很幼稚,也要耐心解答,鼓励他们多表达、多提问。好奇心得到鼓励后,即使他们未来不从事科学研究,对科学的兴趣也会一直保持下去。

    《教育家》:科普不是科研工作者的主业,部分科研工作者做科普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您有什么建议?您目前正通过哪些方式带动身边不同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一起做科普?

    周忠和:这个社会非常需要科研工作者做科普,不过,倡导他们做科普,是面向这个群体提出的整体要求,而不是对每一个人提出的硬性规定。不是每名科研工作者都能做好科普,让他们将全部心思放到科普上也未见得就是件好事,因此我不赞成把科普纳入全体科研人员的考核体系。科研工作者要充分考虑他们自身的综合能力、职业发展阶段与时间等因素,比如有的人科研工作做得很出色,但表达能力欠佳,让他把更多精力放在科研上或许更能发挥他的价值。又如科研工作者如果已经过了科研黄金期,或某个阶段科研压力比较小,则可以多做一些科普;反之如果科研任务相当吃紧,在这个阶段就可以在科普工作中适当减少精力投入。

    现在,我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义不容辞要多做一些组织工作,相当于“拉拉队员”的角色,呼吁院士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来做科普报告、写科普文章、编写科普绘本及教材……我想,院士做科普能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这也是对那些“科研人员做科普是不务正业”类似声音的一种回应。舆论环境如果能对科研人员做科普多加认可和重视,也能够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