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长霖（1935－2002）祖籍湖北黄陂，生于汉口，历任美国工程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与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第3643号小行星被命名为“田长霖星”。
 

    陈佳洱（1934年－）生于上海，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前校长。曾留学、访学英国牛津大学与卢瑟福高能研究所，又是美国劳伦斯实验室访问科学家。陈佳洱与田长霖是中学同学，曾各为中美名校校长，交谊半个世纪，享誉中外。值此纪念田长霖院士仙逝二十一周年之际，拙著《田长霖传》（华中师大出版社2023年9月）付梓，笔者特专访陈佳洱院士，披露两位院士同窗同道、殊途同归，科教报效祖国的心路历程。

    同窗同道，相得益彰

    笔者：癸卯金秋，拙著《田长霖传》付梓，近年来发现传主祖孙三代的史料，诸如其祖父田庆芬以黄州通判考入京师法政学堂，其父田永谦从湖北省立第二区晴川中学（其前身为晴川书院）考入北京大学的档案，田长焯、田长霖兄弟在上海求学的学籍档案等，都是首次公开披露。

    陈佳洱：我认真通读了先生新作，书中独家披露的稀见史料纷呈，此乃一部田长霖求学、治学、治校的信史。尤其是看到那张刻有我与长霖名字的油印校刊与合影照，再次勾起了我对窗友的回忆。

    笔者：记得2002年底到京城，我冒昧给您打了一通电话，尽管我们缘悭一面，您老不仅满口答应为拙作作序，其后又分别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书屋》等报刊发表书评，让人铭感五衷！

    陈佳洱：高才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为同窗长霖立传，并三易其稿，令人动容。我们电邮往返飞鸿有年，又曾在武汉光谷“田长霖国际论坛”聚首，仿佛如昨。

陈佳洱（左）与裴高才合影，武汉光谷（2010.11.2）

    笔者：时光回到1996年10月9日，田长霖兄弟姊妹一行九人回到湖北黄陂老家寻根、谒祖，我有幸全程陪同。他对我说：“光荣的纪录都是在挑战下成就的。我之所以今天能取得成就，除了天分，更重要的是坚信的信条：谋事在我、成事也在我！”随后，他在签赠的专著中写下其座右铭：真诚待人，勤奋做事。多年来，我在海内外搜罗原始史料，研究传主行状，发现其在待人接物方面，始终奉行中庸之道，颇具亲和力。诸如，与美国人打交道，他尊重西方人的价值观；他与亚洲人交往，又从东方的价值观出发；师生听他演说、讲学，犹如当年宋明理学开山程颢“如坐春风”之气象。这也是我时隔二十年后，写成非虚构传记《田长霖传》的动力。同时，你们母校位育中学的原始档案显示，校长李楚材是陶行知的高足，校名“位育”即取自《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寓意“生长、创造”。学校的中庸与创造校训，是否对你们有所启迪？

    陈佳洱：我与长霖在位育中学同窗几年间，对李校长的开明办学感同身受。正是师长的启迪，让我们走上科学的道路，后来分别成为中美高校校长，还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交谊长达半个世纪。

    笔者：1948年你们师生春游杭州的合影照上，您与长霖先生在第三排相邻而立，这是我发现你们最早的一张合影。近年又搜集到一些油印史料，你们的名字在位育学生社团“精华社”社员中的第一行。1948年下学期三年级的社刊《精华》，载有英文书法、时事测验与中文钢笔小字竞赛荣誉名录，其中，田长霖在“时事测验竞赛”中获第五名。另发现您戴着眼镜、英俊潇洒的毕业合影照，上面有一行白色字：上海市私立位育中学五年制实验班第三届毕业生摄影，1950年7月。

    上海位育中学师生春游杭州合影。前数第三排右九为陈佳洱、十一为田长霖（陈佳洱提供）

    陈佳洱：这些档案资料让我联想到母校每年举行科技节，展示同学们的各种发明创造的情景。我和长霖曾发起创办了一份《创造》油印刊物，翻译《大众科学》等外文刊物上的文章，自己编纂、印发。当时记者来采访我们时说，中学生办刊物并不少见，但办科学类刊物你们乃独此一家。我的一篇习作《我们是怎样出版〈创造〉的》，曾配发编者按登载在当时的《大公报》上。

    笔者：如此说来，你们在位育中学就是“科普迷”了。田先生曾告知，1980年代，他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副校长时，您曾到该校的劳伦斯国家实验室任访问科学家，这是你们阔别多年后共处一地最长的时段。您任北大校长时你们一次相聚，田曾对友人风趣地说：这是我用铅笔捅出来的北大校长。

    陈佳洱：长霖的风趣和性格优点，在中学就显现出来。我们可谓“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我年龄长他一岁，他个子比我略高；他留美，身在异域科教报效祖国；我留英归来，直接参与科教兴国。在中学同学眼中，长霖以聪颖、活泼见长，尤以数学成绩最好，代数和几何考试总是全班第一名，谁也考不过他；我主要是物理和化学比较强，性格相对内敛；他生性好动，性格开朗，喜欢打篮球，爱踢小皮球，也比较“调皮捣蛋”。当时，我坐在他的前面，他听课听得高兴时，就从后面用铅笔捅我，和我戏耍。

    笔者：长霖先生一直铭记你们的情谊。他在美国演讲曾说：“我出生于中国武汉，在上海从小学一直上到中学，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中学同学。”

    家风濡染，沁入心脾

    笔者：家风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维系海内外游子的纽带。我在新版《田长霖传》中，以原始史料为支撑，系统介绍了田长霖自幼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

    此前，我与田长霖的兄长田长焯先生，曾联袂做客湖北省图书馆与广播电视台联办的“湖北家谱”节目，介绍田家的“耕读传家”文化。田氏家风集中体现在《田氏宗谱》中的字派中。如，田长霖以上八代的字派“嘉禾有本，树之永长”。

    史载，黄陂在宋代走出了书院教育家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明清之际纪念二程的二程书院、望鲁书院，曾与岳麓书院齐名。清末民初走出了著名心学教育家刘凤章与中国私立大学开山陈时父子。田长霖的祖父田庆芬、父亲田永谦都是在望鲁书院与汉阳晴川书院享受书院教育，后又分别考入京师法政学堂与北京大学。

    田永谦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曾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任教，继而供职于政府财税部门。同时，送子女到名校就学，又聘请名师担任家庭教师，辅导子女课业与英语。而且田父常常带子女看英文电影，回家后让年龄稍长的兄长与姐姐对照影院发的说明书背诵，这些情景给幼年的田长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后，田家虽然在黄陂、汉口拥有成片的田产与房产，因不忍子女在武汉接受倭寇的奴化教育（如学生每天上学，都要在操场集体合唱日本歌、学日本字、讲日语等）,田父毅然放弃重庆官位与在汉的房产，举家逃难到上海“孤岛”法租界谋生。田长霖因此先后在沪上励志小学与位育中学读书。

    初抵上海时，田家十口人就有八个孩子上学，日子十分艰难。日伪人员为此多次以高官厚禄利诱，田父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为五斗米折腰，当即断然拒绝。这也是田长霖后来勇于挑战人生、捍卫人格国格尊严的家风源头。

    陈佳洱：说到此，让我联想到了教师出身的家严伯吹公对我的言传身教。作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父亲的文学作品伴随我度过了颠簸又快乐的童年。倭寇炸毁了我宝山罗店的家，搬家到上海市区后，博览群书成了我的最爱。父亲创作的《华家的儿子》《火线上的孩子们》与长篇叙事诗《伟人孙中山》等，曾深深打动了我。父亲既鼓励我写文章,也引导我追求科学。

    作为科普教育家，经父亲循循善诱让我爱上了科学。小时候，一次下雨，雷鸣电闪，我吓得大哭。我听邻居老奶奶讲过，打雷是雷神公公要劈不孝之人。父亲耐心启蒙道，打雷不是雷公发火，而是阴电和阳电相遇时的放电现象，又用绸布和玻璃摩擦演示，让纸人儿在玻璃上“跳舞”，这才让我明白了摩擦生电的道理。后来，我在位育住读，电影《发明大王爱迪生》在上海热映，父亲专门赶到学校接我出去观看。即使是《居里夫人》上映赶上下大雨，父亲仍然风雨无阻带我去观看，在影院还与长霖一家邂逅。我永远记得，看完电影后家父对我说：你要是像居里夫人那样，能够有所发现，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这一生才没有白活。于是，我找来了居里夫人女儿写的传记《居里夫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后，感觉棒极了！居里夫人从此成为我一辈子献身科学的榜样之一！

    笔者：我做过中小学教员，又爱好文学，十分景仰“中国的安徒生”伯吹公。曾拜读过他的文学作品与编校的教材。他在烽火岁月保存教育火种，功在千秋。诸如，他当年离开“孤岛”，应聘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任编辑，同时任教复旦大学新闻系，业余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他参与编写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4册）和《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8册），列为国民政府“国定教科书”之部编系列教材之一。他还为儿童书局校订了《国语新选》，供初级中学、高级小学及补习学校国语科用的补充教材。又主编了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杂志。

    陈佳洱：家父曾告知，在重庆北碚，他翻译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还在《中华少年》《东方杂志》等杂志上发表了《马克·吐温和他的杰作》《老人的童心：托尔斯泰》《高尔基论普式庚》等系列论著。记得父亲从北碚给我带回一本英文版著作《森林中的红人》,并鼓励我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当我看到译文在《华美晚报》上发表后，顿时激动不已！

    科教报国，架设金桥

    笔者：中华文化的熏陶与良好的家教，让你们两位同学厚积薄发，在海内外比翼。长霖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异军突起，41岁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引领世界热物理领域发展的著名科学家与教育家。1970年代初，他率先打破美国的重重封锁，带领加州大学知名华人教授代表团访问祖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后又促成祖国大陆科学家赴美参加科技交流，而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跟踪、调查与约谈。1984年5月，他专程回国就高校与科技体制改革建议面呈邓小平。诸如，高校不应延长学制、应该设立中国工程院等建议，后均被采纳，自己还受聘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首批外籍院士。

    您年仅24岁就白手起家，带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30兆电子伏特的电子感应加速器。后在留学、访学英国牛津大学和卢瑟福高能研究所期间，掌握了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中心区中粒子束的运动规律，并将其束流量提高了3倍以上，被英国科学家称赞为“谐波加速之王”。学成归国后，您长期从事加速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硕果累累，成为著名加速器科学家、核物理学家与教育家。而且你们两位同学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曾是中美两所名校的大学校长，在海内外共同为科教报效祖国建功立业。

    陈佳洱：北京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校际交流关系已有数十年。尤其是1990年代长霖执掌伯克利期间，我刚好就任北大副校长与校长，我们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共同努力，促进两校之间不断拓展合作和交流的渠道，让交流的领域更加广阔。他卸任校长后，北京大学为表彰其科教报国情怀，特再版他的传记，我时任校长，题写了序言。举行该书出版座谈会时，他拨冗出席并作了激情演讲，引起共鸣。他那抑扬顿挫的黄陂普通话，仿佛仍在未名湖畔回荡。

    笔者：1996年10月10日上午，我亲眼目睹了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授予田长霖先生为武大名誉教授仪式。田先生激动地说：“武汉是我的家乡，我一直想用科技报答对故乡的情意。今天，当我从陶校长手里接过聘书的时候，我的手都有点发抖了！武汉大学在我心目中从来就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我的家乡有这样一所著名大学，我感到骄傲。我从小就梦想上武汉大学，可是我离开了大陆，没有上成。今天我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了，实现了几十年前的愿望。我一定会为武大的发展尽力！我将为武汉大学与柏克莱加大的交流和友谊而作不懈的努力……”

    田长霖夫妇（左一、左二）访问武汉大学时与陶德麟（右二）田德诚教授交谈（1996.10.10）

    陈佳洱：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5月2日长霖赶来参加北京大学百年庆典时，我们共同确定了“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议题。在庆典上，他的激情演讲振聋发聩。他指出：“未来的大学必须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因为学生在生活中学到的东西，往往比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多得多。所以21世纪的大学要改变过去那种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

    笔者：作为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外籍院士，田先生一直为祖国的创新科技产业献计出力。为开发“中国芯”，他倾力支持嫡传弟子邓中翰（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回国创办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并自己给公司注资了5万美元，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投资。随后，他多次到“中星微”考察，并担纲组建了“中星微”顾问委员会，邀请了六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与美国工程院院士为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时常激励大家说，“中星微”是在为中国高科技树立一个典范，是在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份贡献。弟子们没有辜负田长霖的殷切期望，于2001年3月开发出国际一流水准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CMOS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它作为第一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打入国际市场，从此结束了中关村无“硅”的历史。随着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与技术封锁，再次印证了田长霖师生的远见卓识。

    陈佳洱：长霖不遗余力推进国内科技成果产业化。当年，北大教授王选主持开发的激光照排系统，仅有《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应用，而国内主要报刊仍迷信美国技术，激光照排技术推广举步维艰。我告诉长霖后，他会同李政道等亲临现场现身说法加以推介，立竿见影。经各方共同努力，不久激光照排系统不仅占领了国内99％的市场，而且广泛应用于海外中文与日文媒体。

    笔者：我曾见证田长霖接受媒体采访，在谈及成功奥秘时，他说：“做人，思想可以中庸；做研究，在选择方向和领域的问题上，则永远要走极端……”

    陈佳洱：“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今，我们通过《田长霖传》回忆长霖突破“玻璃天花板”的奋斗故事，和而不同的治学、治校传奇，以及科教报国在异域的赤子情怀，颇有意义。同时告诉读者：中庸处世、和而不同是田长霖缔造传奇的秘诀，或者说他是中西文化相融相合的典范。他学习和工作的勤勉和毅力，待人的谦逊、真诚与平和，处事的宽容与大度，都来源于自幼所受到的中华文化熏陶。他常说的“真诚待人，勤奋做事”，正是他身上的这种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的体现。这对于他的成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