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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国防通信事业 笃行深情报国之志——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玉 | 七秩芳华

2022-12-16   中国电科五十四所   阅读量:521

      从五站小镇到国防科委,报国之路在荡涤中清晰

      孙玉,193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县五站。五站位于松花江北泄洪区的北缘,是一座地处哈尔滨与肇东的连接线上的小镇。出入小镇仅有的一条起伏不平的土路。孙玉就是走着这条土路,高中毕业回家务农;也是走着这条土路,边务农边苦读,一路通往清华大学。

      1962年10月,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孙玉,几经周折,终于实现了参军的愿望。放弃了令同学羡慕的留校机会,孙玉拎着一个装满笔记本的破箱子和一卷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开往石家庄的火车。他内心非常坚定,自己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我出生在沦亡时的东北,体会到了沦陷和穷困的生活。国家培育了我15年,现在,应该是我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站在国防科委十院十九所(网通院前身之一)门口,即将开启军事科研之旅的孙玉,是感慨万分的:高中毕业因家庭出身风波,失去留学苏联的机会,却考取了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因毕业分配风波,放弃了留校机会,却进入国防科委。一切的巧合,看似巧合,却在每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透着孙玉骨子里不服输的执拗和坚持。

      工作之初,孙玉被分到仪器室修理组修理仪器,刚刚接触仪器的新鲜感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逐渐消失,这让立志报国的孙玉着急起来,难道就这么一直修理仪器?指导员温和的指正让他安下心来,从此,他开始品尝仪器修理的乐趣。由于研究所搬迁至石家庄之时,带过来的仪器尚未打开,仪器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令孙玉大开眼界。拆开、清洗、修理、安装、测量,他开始夜以继日的与这些仪器打起交道,在宿舍、食堂和研究室这边长不过百米的等边三角形上,周而复始地忙碌着,也成长着。“我几乎得了神经病,见了仪器就想拆”孙玉这样回忆说。这为期一年的实习所养成的分析能力和动手能力,为孙玉一生奠定了基础。

      实习期结束后,孙玉到新成立的十二室报到,这次“报到”在孙玉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拿着通知书,经过一道门岗进入东保密区,又经过一道门岗,进入十二室”,“总觉得这里很神秘,我是第16个调入这神秘的刚刚成立的研究室的。”孙玉随之被任命为专业组长,他很快就明白了,十二室这般神秘究竟为何。因为他们要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遥控设备。之后的300多个日日夜夜,孙玉和吴美先、崔国义、陈成仁等一起披肝沥胆、并肩而战,完成了原子弹试验遥控系统发射机。回味当时研制期间的个中辛苦,孙玉倒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系统设备被大卡车拉走却让孙玉生出难以割舍的深深情愫,“以前,我只知道人间有感情,殊不知这人与物也存在感情,我们把那些毫无生气的零件组装在一起,它居然就有了功能。每逢自检完成之后,那绿灯闪闪,似乎在告诉我,我好着呢。”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震惊世界,中国科技工作者也将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和赤胆忠心,刻入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长河中。时至今日,媒体依然会播放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情景:首先是程序仪面板上红灯跳动,然后是蘑菇云冲天而起。但也许不会有人知道,在那红灯跳到特定位置时,是由孙玉研制的遥控发射机发出的指令来启动高速摄像机,才录下了那一瞬间的场景。

      孙玉和彭光华、桂福康等几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国防新兵,在研究室主任的带领下,就这么以“参与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恢宏开篇,拉开了真真正正的军事科研攻关之旅的序幕,这是他们个人的序幕,也是中国电子信息建设发展的序幕。

自此,孙玉结束了他个人的“基础十年”,接续开启了“在科研生产第一线的日子”,他开始在电信技术数字化研究和创建数字网专业上孜孜求索,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这三十年,是国际电信网络从模拟向数字化转换的年代。这在孙玉看来,是重要的历史机遇。最令他引以为傲的是,当时的十九所敏锐攻关,在国内率先取得了代表性成就。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一群胸怀祖国的年轻人不畏艰难、大力协同,经历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孙玉和同事们奋斗的热土---54所办公楼(历史资料)


     从ITU到复接器,视野和格局在开拓中舒展

54所鸟瞰图(历史资料)

      孙玉与ITU的缘分,要从1978年开始。ITU是指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ITU)工作组会议。ITU所属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CITT),后来改名为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委员会(ITU-T),其下属很多工作组,孙玉所在的数字网工作组,主要任务是讨论提出有关电信网络总体技术方面的建议书。20世纪70年代的建议书其实就是国际电信标准,与现在不同的是,形成国际建议的前提是放弃专利。那时候,CCITT的主要任务是电信网络数字化。

当时,出席国际电信联盟有关会议由邮电部主管。在一次偶然机会,孙玉被指派出席数字网工作组会议。参加会议之前要先在北京邮电研究院集中准备一个月,主要是阅读讨论各个国家和企业提交的白色文件,这类文件内容丰富、数量繁多。之后就是到日内瓦参加工作组会议,这通常是四周,这四周用孙玉的话说是“拼命的四周”。首先是时差迟迟调整不过来,其次是不适应中午连续开会。由于白天开会主要依靠同声翻译,而翻译们又不熟悉技术内容,所以孙玉只能晚上借助翻译记录和临时文件整理笔记,常常拼命到深夜。

     待4周会议坚持下来,已经是精疲力尽。坐在日内瓦湖边的长椅上沐浴湖畔清风,对孙玉来说,简直是人生的极乐享受。然而,稍有遗憾的是会议结束,也就启程回国了。回国之后接着是技术总结,又是一个月的日日夜夜,最后是向邮电研究院领导汇报,回到所里再向所领导汇报。如此一圈折腾下来就是3个月。

      当时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成员除了孙玉之外,全是邮电部的人员,起初这些邮电部的人员基本上是出席一次就换人,而电子部的成员不许更换。孙玉这个国际电信联盟(ITU)工作组会议,一参加就是11次,历经15年。这15年间的技术能力与实践经验,在日积月累中变得厚重,眼界与格局在更新迭代中荡涤舒展。

他借助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工作组会议笔记和白色文件积累的知识和眼界开阔,创建了所内、同时也是国内,首个数字网专业。

      当时,全所只有一个散射专业,一个总体研究室。所科技处副处长兼任室主任,下面就是好几位副主任,孙玉是其中之一。最开始的时候,孙玉一个人准备数字网方面的知识,后来人员陆续增加,待增至七名时,成立了数字网工程组,孙玉兼任组长,进行复接器研制。这项研制工作几乎是与日内瓦会议同步进行,会议提出一种建议,孙玉和团队就赶紧跟进,研制一种复接器;之后孙玉再去开会,吸收回来新的技术思路,就带着团队再研制。

      就这样,孙玉带领着团队亲身演绎了一个“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的科技图强故事,因为他们在国际上首先研制成功了准同步跨越3次群数字复接器,这一新型复接器在会议上以白色文件形式发表。这让孙玉对“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了更深的、来自于实践的理解。

      1983年孙玉出版《数字复接技术》一书,七年后又出版了《数字复接技术》(修订版),随后该书在美国翻译出版。

      然而,关于复接器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如果说这个故事的前半篇是关于复接器的研制和数字网专业的创设,那么后半篇则是闪烁着科学家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有一次,孙玉在北京邮电研究院写总结,邮电部重庆研究所所长和大家聊天时说:“这电子部与邮电部相互保密,很不应该。”孙玉否认道:“我们电子部不是这样。”所长进而道:“那么我去看看你的复接器。”孙玉坦然应承下来:“那好,明天就去。”于是,第二天这位所长带着一位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同志和孙玉一起到了石家庄,现场看了复接器。不久他们又派来几位直接做复接器的技术骨干过来学习,孙玉索性把已经研制成功的“采用正码速调整技术的二次群准同步复接器”的全部资料给了他们,没过多长时间,重庆所也研制成功了这种设备,还邀请孙玉前去重庆参加鉴定会。

      后来,邮电部武汉研究院也要做复接器,据说与重庆单位未联系通,打听到孙玉,于是孙玉又欣然到武汉研究院讲课。就这样,孙玉凭借自己互通共享、甘为人梯的大局观,与邮电部同仁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二三十年之后,当年听过孙玉讲课的年轻人,很多位都已经成长为院长、总工程师或各级领导,有时在会议期间他们会突然称呼上一句“孙老师”,在孙玉不知所措时,他们常常会这样解释:“当年你给我们讲过数字复接课程。”或是说,“你的《数字复接技术》我们人手一册。” 就这样,孙玉以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工作组会议为起端,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准同步数字复接器,创设了我国最早的数字网专业,并以一己之力将复接技术播撒在我国求知若渴的科技人员们的心中。

      从第一代程控交换技术到三峡工程,科技创新在奋斗中登攀

      1981-1985年间,孙玉任总设计师主持了我国第一代程控交换技术攻关。此时,数字网研究室,经过10年建设之后,在我国电信网络技术领域已经有了公认的位置。其中,聚集了电信网络总体专家汪嘉颐、程控交换机总体专家张招祥、程控交换机软件专家赵振声等令同仁羡慕的专家群体。大家共同开创了数字网专业,他们都成了我国知名的电信专家。大家并肩作战的日子,在孙玉看来,是热血澎湃的。一群志同道合的科技工作者将新中国电信网络技术发展的使命担在肩头,朝着山顶,不断登攀。

      1986年,孙玉被任命为全军战略通信系统总设计师。数字网研究室成为我国军事通信总体设计与核心装备研制的公认基地。1991年,孙玉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主持我国第一代ISDN试验网总体设计。

      1992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又称三峡工程)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中国电科承担三峡工程信息系统的总体设计。54所承担三峡工程通信网总体工程设计,这是一项工程专用电信网络,覆盖宜昌总指挥部、三斗坪工区指挥部和三峡施工地区;同时,与武汉、北京联通。

      宜昌指挥部当时都是临时建筑,一派热火朝天;宜昌到三斗坪之间的专用公路上可谓车水马龙;三斗坪当时似乎就是长江边上的一块平坦高地,那施工地区当时还是排出江水的大深坑,在建设大坝基础。三峡工程最初的样子深深地刻在了孙玉的脑海之中。

1994年,孙玉(左一)与三峡工程通信处同仁合影

      在孙玉眼中,三峡工程通信网总体工程设计充分利用了我国当时几乎所有的最新技术装备。“这是我今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宏伟的工程。”孙玉说,“我能够参加如此伟大的工程,深感自豪。”

      多年之后,孙玉和小孙女乘船再经过三峡大坝,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和清洁能源基地,蔚为壮观。孙玉印象里的三斗坪工地早已不在,他便在宜昌二坝的广场上徘徊了很久。小孙女问他,爷爷你想找什么?孙玉说,我想找走过的脚印。这是孙玉的遗憾,更是他心中的眷恋,一如原子弹试验遥控设备被运走时的心情一样,冰冷的是机器,而火热的,是赤子之心。


      从学生到老师,报国忠心在接力棒中传承

      1995至2013年是孙玉“在科研生产第二线的日子”,主要从事电信理论研究、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工作。而在2014年以后,他自称为 “在科研生产第三线的日子”。其间,他整编《电信科技全集》和参加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

在经过10余年顾问工作、技术支持工作和编写著作之后,在退休与再创业之间,孙玉选择了再创业。在政府支持下,2009年孙玉创建了民营非企的数字家庭技术产业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建设在广州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在我国工信部主管的数字家庭产业领域之内,产生了一定影响。直到2014年被中国电科和广州国家基地联合增资扩股接收主管。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孙玉的人生道路上,离不开老师的教导与帮助。在选择的十字路口,老师们犹如指路的明灯引领其不断向前。吴佑寿先生是孙玉的恩师之一,吴先生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无线电系副主任兼通信教研室主任,教授孙玉多路通信专业课。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孙玉才得以进入国防科委十院十九所,而这个“支持”改变了孙玉一生的命运。“今生荣幸,与我的恩师同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敬重在心,没齿难忘。

      参加工作之后,孙玉遇到了更多的恩师,蔡亚培先生、葛叔平先生、魏鸣一先生。在他们的培养下,孙玉从一个大学毕业生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并成为第一批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说,“如果没有葛叔平、魏鸣一等导师,我不可能奠定科研基础;如果没有54所的工作环境,我不可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饮水思源,感怀师恩。

1996年,孙玉(左四)与部分老师和同学在母校聚会

      师承的知识与品格以及实践历练的宝贵经验,让孙玉的技术积淀日益深厚。对于技术传承的接力棒,孙玉一直心存敬畏。在他看来,甘为人梯,是责任更是胸怀。他不会将一项成果捂在自己的口袋中,而是将学术探索与铺路石的奉献精神,化在每一次的行动里。

      1982年,54所教育学院开始在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孙玉被任命为全军战略通信系统总设计师。1991年,孙玉主持了我国第一代ISDN试验网总体设计。这个时间线,是孙玉将科技报国与培养人才双双提升又互相融合的时间线。

      孙玉不断带领着他的学生们在重大项目中锻造成才。学生们说,跟着老师做项目,是难得的机遇和宝贵的成长。在大项目的淬炼下,学生们开始崭露头角,一批又一批的技术人才成长为国家栋梁。尹浩,中国科学院院士,孙玉的博士研究生。吴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孙玉的硕士研究生;王俊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硕士和博士均师从孙玉。

孙玉(中)与学生冀克平(左)、吴巍(右)在一起

      时至今日,学生们仍时不时地去家中看望,有的学生打电话问长问短,每逢春节,他们带着孩子到家里聚聚。孙玉说,“人师如此,可谓知足了。”“我年轻时却未能时不时安慰我的那些恩师,而暮年则永远地失去了报恩的机会。学生如此,可谓终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