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纪念郭先生，就是要继承他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从实践中出发，去发现问题，结合自身的科学知识和素养，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郭予元院士从北京远赴西北，扎根于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一生治学，立足实践，攻克一道又一道科技难题，为我国农业科技走向自立自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月29日，在我国已故农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予元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吴孔明说。

    郭予元是我国植保科学的领路人之一，1933年生于上海，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7年在北京去世。此次纪念活动包括郭予元院士铜像揭幕仪式、郭予元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等。郭予元院士的铜像将安放于他生前工作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内，以彰显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激励后学。

郭予元院士铜像揭幕仪式。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供图

    出身大家庭，童年却备受磨炼

    1933年,郭予元出生在上海一个大家庭。他在自述中记录，父亲曾是屈臣氏汽水公司的总经理，因经营不善和擅自捐助上万银元给精武体育会等原因，赔光了股份，家道中落，于郭予元三岁时破产。幼年的郭予元备经磨难，父亲破产，又遭上海沦陷，日寇铁蹄践踏黄浦江两岸，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只能靠变卖东西维持。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使得他从小就懂得了人生的艰难，知道了国家贫穷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在上海读高中时，连续三年六个学期他都是年级第一名，对此学校免收了学费。1949年，上海解放，郭予元迎来了自己一生中难忘的秋天——他同时报考了5个名牌大学并被全部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昆虫系，后因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昆虫系和其他一些院系合并至北京农业大学，他成为一名农业大学的学生。

    从清华到农大，郭予元不大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下乡实习，看到漫天的蝗虫疯狂地吞食着庄稼，看到农民在因虫害绝产的田头落泪，在农民的土炕上听他们讲对摆脱贫穷能吃上饱饭的渴望之时；坐在宽敞明亮的农大教室里听国内一流的农业学者刘崇乐、陆近仁、胡秉芳等先生授课之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一代人，能在工作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怕苦，不怕累，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深入田间调查研究的学术作风，和我们在校期间受到的教育有密切关系。”郭予元在自述中说。

2005年在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温室，郭予元院士观察棉花上的害虫。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供图
 

    驻扎大西北，常年驻村治理病虫害

    1953年，郭予元大学毕业，当时抗美援朝尚未结束，“既然不能去抗美援朝流血保卫祖国，就应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在毕业志愿表上，一直为没能够参军到朝鲜前线而遗憾的郭予元写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他被分配到了位于大西北的宁夏银川。

    1953年的宁夏银川，没有一条柏油路，没有一座楼房，吃水靠牛车送。郭予元被分到了省农技推广站，后被派下乡蹲点，当时没有公交车，近靠步行远骑单车，带上行李用具在土路上一骑就是一百多公里。他吃住在农民家里，白天下地了解病虫害的情况，向农民学习，也向他们推广防治技术。

    宁夏作为引黄灌区，水稻是主要农作物之一，郭予元在银川时，稻瘟病连年大发生。为了研究这种病的防治方法，1955年组织调他到农业试验场，负责解决稻瘟病问题。他常常在水田里一泡就是四五个小时，稻田里施的羊粪在烈日下发酵，使他的腿上长满了脓包，当地人叫羊粪疙瘩，远看像是穿了一双黄靴子，刺痒难熬。

    郭予元“穿着一双黄靴子”，每天走十多个田块观察病情、搞盆栽、查文献，到气象站查资料分析天气与病情变化的关系，自学统计分析，最终提出了高效控制稻瘟病的药剂防治技术规范。

    引领植保学科发展，用科技改变农业生产

    在宁夏，郭予元还领衔攻关麦种蝇及其他小麦病虫害的防治技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陆宴辉介绍，郭予元在六十五年的职业生涯中，为我国植保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引领性地创建了适用于植保科学试验的一套统计分析方法，对植保试验的科学设计和统计分析、病虫害的科学测报和防治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创新性地改变了小麦吸浆虫的施药策略并集成综合防控技术，并集成抗性品种、天敌保护利用等综合防控技术，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应用；创造性地建立了棉铃虫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制定了“一代监测、二代保顶、三代保蕾、四代保铃”的棉铃虫防治策略和“加强测报、适时施药、合理用药、综合防治”的抗性治理策略；原创性地提出了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需分三个阶段发展的思想，即从以单种病虫为对象转变为以一种作物的多病虫为对象，再进一步发展为以生态区多作物多病虫复合群体为对象，使得制定的防控对策更加符合客观需要；前瞻性地开展了棉铃虫迁飞机制、寄主植物-棉铃虫-天敌的互作关系研究，填补了中国对昆虫触角感受气味物质研究在分子水平上的空白，开启了棉花害虫基础研究新领域。

2002年，郭予元在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办公室。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供图

    “老一辈的科学家们，都会长期在乡村驻点，”吴孔明说，“他们在作物生长季节长期驻扎在乡村和田间，冬季则回到实验室养虫、做实验，科研课题都是来自生产实际。我们今天纪念郭先生，就是要继承他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从实践中出发，去发现问题，结合自身的科学知识和素养，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生治学，以科学解决生产问题

    吴孔明是郭予元先生的学生和同事，他博士后毕业之后就加入了郭予元先生的团队工作，对郭先生的生活态度、治学态度感触深刻，“对学生的生活，他常常关怀备至，在科研上也总是给予最大的支持，他是一位开明而且包容的科学家，不会否定学生们的想法，哪怕他自己并不认可，也不会反对，而是让学生们尽可能去探索，去学习，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长。唯有一点，就是不允许学生偷懒。”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在纪念会上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结识了郭予元院士，当时郭予元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面对这样的一位大先生，我刚开始很拘谨，但郭先生非常和蔼，经常和我探讨学术上的问题。他对学术问题非常严谨，对社会现象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且是非分明，是一个光明无限的人，今天的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精神，让我们都努力活得纯粹一点儿。”

    郭予元院士的学生、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梁革梅研究员谈到她参加工作面试时与郭予元的谈话，“当时他问了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是否能做到每年有半年以上时间到农村调查、蹲点试验？后来到植保所工作后，我才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尖锐，而是郭先生一生的工作方式。”

    郭予元的治学与生活态度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家人，郭予元的三儿子郭大庆介绍，“父亲的动手能力非常强，经常帮助同事、邻居修理闹钟、手表。对待工作，他非常刻苦和严谨，总是积极乐观，唯有一次我见到过他的沮丧，那一次，他养来做实验的虫子全死了。但之后，他就很快振作精神，重新把虫子养了起来。”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唐峥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