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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南通这所“待人亲切”的医院,吴慰祖院士一直忘不了

2019-05-22   南通广播电视台   阅读量:32

    春风又绿江南岸,魂牵梦绕是故乡。

    5月7日,南通知名乡贤、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慰祖,利用回通参加南通中学建校110周年活动的间隙,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老院长汪开陪同下造访该院,深情回忆与一院前身——南通州基督医院的渊源,赞叹一院发展的巨大变化,希望一院大力发扬亲民淳和的优良传统,为家乡人民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吴慰祖院士

    吴慰祖是我国精细化工专家,1932年11月出生于南通县石港镇,1950年毕业于南通中学,195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研究所工作。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待人亲切是人民医院的优良传统”

    吴慰祖院士与一院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1999年和2003年,他曾先后两次来到一院,分别探望生病住院的舅舅和表妹。吴院士的母亲是医院老院长汪东来的二姐,他和汪开老院长是表兄弟。“1939年我7岁,当时从石港乡下随母亲到南通城里,在外祖父汪志培家中居住。外祖母体弱多病,经常请基督医院医生看病,所以汪家与南通州基督医院的医护人员比较熟悉。”

吴慰祖院士回忆基督医院细节

    虽然年过八旬,吴院士依然精神矍铄,思维缜密,记忆力惊人。“基督医院进门后右手边是挂号室和十多间门诊,左手边的四合院是住院部,都是平房。住院部旁边有个大的天水泥,用来接雨水,沉淀后作为生活饮用水。”吴院士回忆,“基督医院院长施保罗好像学过卫生管理,他也看内科门诊(保尔·斯莱特190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莫兰市,1929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1934年任南通州基督医院院长,中文名施保罗——编者)。施保罗住的那幢楼,院子里有草地、绿植和树木,草坪上安置着打门球的设施,树上挂有供小鸟做窝的盒子,站在二楼的大平台上可以远眺。我到他家去过好几次,他的儿子比利与我年龄相仿,去了我就和比利一起玩耍。”汪开老院长插话说,施保罗居住的那幢楼,在后来的南通一中内,多年前作为危房拆除,在原址上建了校实验楼。

    虽然时过境迁80年,但有关基督医院的细节,吴院士依然记忆犹新。“我与基督医院的麦小姐也有过接触。曾两次随大人参加麦小姐组织的Party。记得一次活动上,我还参加过一个游戏,拿着一把小刀,上面放个胡桃,看谁跑得远而胡桃不掉下来。对获胜者,麦小姐还有小奖励。”吴院士提到的麦小姐,是美籍护士麦文果,1937年8月17日基督医院遭日军飞机轰炸,她在烈火中抢救伤员40余人,设立难民营保护了许多避难者,被誉为“南通的魏特琳”

    基督医院的美国医护人员受教会派遣来华时,都要集中进行语言培训,所以他们都会讲中文,有的还会说南通话,“医护人员比较亲民,态度亲切,医院比较接地气,平民百姓更喜欢来这里看病。”吴院士强调,“待人亲切是人民医院的优良传统!”

    “汪家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

陈建荣院长向吴慰祖院士赠送《院志》

    从1939年至1950年,吴慰祖在外祖父家中生活12年,先后在南通城西的基督学校、世灯庵巷、河东街居住。吴院士介绍,“汪家人的爱国精神和乐善好施的家风,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

    汪志培十三四岁从安徽来到南通,靠着吃苦耐劳和诚信友善的品格,逐渐打拼出一番事业。汪家在城里主要从事洋货生意,以洋油为主。与一般老百姓相比,家境比较殷实。“当时,时常有安徽的亲戚过来投奔外祖父。我记得中午在外祖父家吃饭的,有时就有二三十号人,男人们围着桌子站着吃,女眷们就在厨房里吃。”对于这些穷苦亲戚和老乡,汪志培总是尽力相助,把他们安排在家中或外面居住。尽管负担比较重,“但吃饭每天‘一干两稀’还是有保证的。”

    由于汪家的乐善好施,汪志培被推举为南通红十字会常务董事,后又担任南通基督红十字会副会长。“外祖父热心于慈善事业,他依靠的是自己和民间的力量。我从未见过他和日本人或者国民政府官员有过接触。”1937年8月17日南通州基督医院遭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后,汪志培积极组织开展募捐、救济与善后工作,基督医院得以在1939年初重新开业。“上世纪四十年代,外祖父几次带我去看望逃难到城里的难民。那些难民大多席地而坐,外祖父看不得他们受苦,筹款捐物为他们救急。那几年,外祖父家每年都要赶制一批棉衣棉鞋给难民,还要在龙王庙赈粥三天,帮助他们度过寒冬。”尽管当时在城里有一定声望,但汪志培一直很低调随和。“记得抗战胜利后,我在接电话时随口说了一句‘这里是汪公馆’,被外祖父听到还挨了一顿批,不允许我这样说话。”

吴慰祖院士在其表弟——汪开老院长的陪同下到访市一院

    汪志培育有三子二女,其中最小的是三子汪东来。1945年下半年,汪东来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遵父亲嘱咐回到南通州基督医院,跟随基督医院院长徐文启学习外科。1946年5月至1947年2月,汪东来在上海市立第三医院任住院医师。因父亲病情日益加重,1947年3月,汪东来夫妇携子汪开、女汪明回到南通,当时全家就住在基督医院宿舍平房里。“三舅为人率真,敢于仗义执言,看到有什么不对的事,他是要说的。他法文非常好,经常阅读法文医学期刊,有时还会给我们读上一段。”

    汪东来在南通州基督医院学习工作期间,经常和小他12岁的吴慰祖交流时事看法。“三舅思想进步,多次给我讲法国戴高乐将军组织联合政府的故事。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赞同建立联合政府。”“在三舅卧室隔壁的那面墙上,挂了一幅当时的全国地图。得知哪个地区解放了,三舅和我就用大头针别一个小红旗,标注在那里。”1947年考高中时,国民党当局教育部门出的作文题是《戡乱救国说》,“在这篇作文中,我表达了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立场,其实这就是三舅灌输给我的思想。”可能因为作文中的政治倾向,吴慰祖当年未能录取南通中学,在敬孺中学就读一学期后,他又考取南通中学,继续高中学业。

    “我现在的责任就是传递好接力棒”

    1939年到南通城后,吴慰祖在基督小学(崇英小学)读二年级,此后到跃龙桥小学就读三年,1943年到中心小学(现通师一附)读六年级。1944年到南通中学读中学。“在通中时,教我化学的是刘石生老师,他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教学水平高,对学生要求严格,很受同学们尊敬。当时我暗下决心,要像刘老师那样,考清华、上化学系!”1950年,吴慰祖赴上海参加高考选拔,同时被山东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已在山东大学报名注册的吴慰祖,看到清华大学张榜录取通知书后,“卷起铺盖,拎着箱子,继续北上”。后来清华大学化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吴慰祖随之转入北大就读。因国家建设需要,本应1954年毕业的他们,于1953年提前毕业,加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中。

吴慰祖院士与陈建荣院长、仲崇俊书记亲切交谈

    进入大学后,因为学业繁重,再加之盘缠问题,吴慰祖在北京读书三年,期间从未回家。直到1953年参加工作后,他出差到广州,返程时经过上海,才与从南通赶过来的母亲见了一面。“当时我和母亲相拥而泣,母亲用手拍着我的背,久久不愿松开。”说到这里,吴院士的眼中闪着泪光。

    吴慰祖自幼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岁月,同时饱受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腐败、民不聊生的黑暗。“南通沦陷后,日军规定老百姓经过城关时要向日本人鞠躬行礼,我宁可绕远道、走小路,也不愿意那样做!”“国民党反动派不顾老百姓死活,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我记得学校老师一发薪水就马上去买米,不然纸币立马就贬值了。当时,我外祖父还通过发行米票凭证的方式,千方百计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供应。”时代的跌宕起伏,让吴慰祖切身感悟到个人的前途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国家强盛才有个人的前途

    1953年大学毕业,吴慰祖怀着知识报国的初心携笔从戎,进入我军科研院所工作,从事精细化工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研究。在有限的公开资料中,对吴慰祖有着极高的评价:他开辟了我国精细化工军事应用新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一门与物理、生物、微电子等学科紧密相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性学科;他先后主持近30个国家和军队重点项目科研攻关,取得40多项重大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奖20余项、国防发明专利10余项,产生重大军事效益。

    由于所从事工作保密性极高,吴慰祖很少有机会站在聚光灯下,科研成果不能写成论文发表,有的不便参与评奖,无法得到学术界认同。但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恪守部队纪律规定,以甘当“无名英雄”而自豪。去年年底,86岁的吴慰祖退休。有关部门按照规定联系给他写院士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现在,吴院士仍然在继续没有完成的科研项目,每周到单位指导两名博士后。“我现在的责任就是传递好接力棒。”闲暇之余,吴院士“把过去的爱好重新拾起来”,喜欢阅读国际时评、政论文章和文学名著,毛主席诗词更是他的挚爱。“我们的工作,就要求‘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吴慰祖院士与医院有关人员合影

    “誓言无声一辈子,有遗憾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吴慰祖院士表示,当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国内无人涉足,工作环境和条件一穷二白,技术资料储备一无所有,而且无人辅导,无处进修,无法对外咨询,通过自己和团队的努力,能钻研一点成果出来,已经很高兴了;这些成果有几个能应用到国家事业中去,就更加心满意足了!(文 王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