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二和周三的早晨，位于北京香山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门前刚刚停下的班车上，都会走下一位90多岁的老先生，他精神矍铄，面容慈祥，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旧公文包。这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采先生。自退休至今，只要没有特殊情况，王院士每周这两天都会来研究所上班，有时晚上还会住在所里，为植物标本馆里诸多未定名的标本定名，并搜集研究资料，风雨无阻。
王文采是中国著名的有花植物分类学家，主要从事毛莨科、荨麻科、紫草科和苦苣苔科植物研究，还研究过山龙眼科、葡萄科、虎耳草科、十字花科、大戟科和金丝桃科的植物。迄今他已发表了28个新属，1370多个新种，242个新组合，303个新等级（族、系、组等），为建立自然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提供了重要证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植物区系的认识。
王文采与植物分类学的结缘，主要是受林镕与胡先骕两位先生的引领与影响。1945年，王文采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授课老师中就有当时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林镕先生。林镕先生在用植物标本进行讲课时，会在黑板上绘图，而且讲授生动有趣，专业水平很高；野外调查时，他随手捡起一种植物都能够说出名字，并讲出该植物的结构。这使得王文采对植物分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到假期，王文采就跑到郊外去采集植物标本，还自己动手解剖，认识它们的结构。就这样，王文采步入了植物分类学的大门，毕业后留校成为一名助教。
194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先生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兼任教授，王文采的师兄王福全把他推荐给胡先骕先生。胡先骕重视人才，邀请他编写《中国植物图鉴》，还极力推荐他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自此，王文采开始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如果说林镕先生引领王文采迈入植物分类学的门槛，那么胡先骕先生则是真正引领他走向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之路。
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采集标本和阅读文献是基本工作。我国幅员辽阔，植物种类非常丰富。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派人来华大肆采集植物标本，而当时我国的植物分类学却还没有起步。王文采从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之后，深知我国植物标本严重匮乏，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野外考察与标本采集之中。
由于我国自然地形与地貌比较复杂，进行外出考察会面临无数艰难险阻，有时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1958年11月，王文采在云南勐腊热带雨林考察时不幸患上恶性疟疾，返回昆明后病势越来越严重，高烧多日不退，用药也没有效果。危急时刻，来自昆明植物所的四名年轻工作人员主动为王文采献了1600毫升的血液，他的病情终于得到控制，脱离危险，保住了生命。即使如此，王文采提起这段经历时，说得最多的还是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使命、荣耀与快乐，而且多年之后他对四位年轻人的救命之恩依旧心怀感激。
1962年，王文采随考察队前往云南西北部的中甸、丽江等地进行植物标本的采集。在海拔4500米的杜鹃花灌丛中，他惊奇地发现其中有一些乌头穿插生长。王文采深知这些乌头在此地生长的不易和珍贵，如果大量采集标本就会破坏这个小种群，甚至可能造成物种灭绝。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采集了一棵乌头作为标本，经研究证实，这是此前从未发表过的新种，他将其命名为拟康定乌头（Aconitum rockii）。
数十年间，王文采和同事们走遍了我国的大江南北，虽然采集到了很多植物标本，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植物标本数量还是很少。当前，王文采院士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是亚洲最大的植物标本馆，馆内藏有200多万号植物标本，但仍与国际同类研究单位差距很大。这是王文采一直以来的一块心病，也促使他不断找机会去国际上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研究、交流与学习。1990年9月，王文采第一次出国，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植物博物馆访问了三个月。这期间，他查阅和研究了瑞典植物学家H.史密斯于20世纪20年代在我国四川和山西采集的标本，看到了很多从没见过的植物标本，大开眼界，也解决了不少此前因标本缺乏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王文采还对这批标本中的70号紫草科植物标本予以鉴定，发现了分布于四川的附地菜属的一个新种，并将其命名为松潘附地菜（Trigonotis smithii）。该馆还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赠送了一套由H.史密斯采集的复份标本，共计3400多份。
王文采对自己的研究有长远的规划，他治学严谨，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1965年3月，中科院植物所抽调人力开始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王文采是其中一员，并承担第一册的山龙眼科、荨麻科、毛茛科，第二册的罂粟科、虎耳草科（部分）和葡萄科的编写，年底完成书稿。在编写过程中，他还发现了罂粟科紫堇属的新种延胡索（Corydalis yanhuso）。1971年初，《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一、二册编写完成，送到科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制，王文采驻厂担任校对工作。1983年，《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第二册出版，前后历时18年，全书七册全部完成，共收录中国的高等植物约15000种，其中有9082种配有科学绘画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鉴类著作。王文采除了承担部分编写任务外，还主持了全书的布局和统稿工作。1987年2月，《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及《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59年5月，钱崇澍、胡先骕等26位植物学家联名在《科学报》上倡议编写《中国植物志》，10月获批并开始编纂，王文采协助吴征镒编写唇形科青兰属部分；1973年3月起担任毛茛科卷的主编，1976年第27卷毛茛科卷交稿，直到1983年才得以出版。1990年，《中国植物志》第69卷出版，王文采负责苦苣苔科以及其中20个属的编写。在编写过程中，他对吊石苣苔属、唇柱苣苔属、后蕊苣苔属的分类系统予以修订，建立了16个新属，发表了120个新种，并将台闽苣苔属提升为族。历经45年的漫长编纂，在312位研究人员和164位绘图人员通力协作下，《中国植物志》直到2004年才全部完成出版，全书皇皇80卷126册，记载了我国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生态环境、经济用途等内容，为合理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2009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王文采与钱崇澍、陈焕镛、吴征镒等共同名列10名获奖代表之中。
因为多年来在植物分类学领域的杰出成就，1993年王文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他已逾90高龄，却对植物学专业的英文单词记得一清二楚，常令后辈惊叹不已。他多年挂在心头的一件事，就是我国在植物分类学方面与欧美相比起步较晚，现在仍相对冷门与落后，人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趋势。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植物分类学是国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有志青年学子不要因为金钱与物质的待遇而放弃所学，即便是相对冷门的专业，只要是对国家有用的，都要有人干，何况冷门专业更容易出成果。他常常鼓励年轻学子要耐得住学术道路上的寂寞，成就人生的价值。
在《中国植物志》编写完成之后，植物分子生物学逐渐兴起，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导致我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渐被冷落，各省区植物所分类学的研究力量有所减弱，高校生物学专业植物分类学的课时也在减少。对此，王文采曾经很担忧地说：“分类学是基础学科，不管是研究植物化学、植物生理，还是研究植物形态和生态，第一步都必须搞清楚植物的种类和名称。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本身起步就较晚，还有很多欠缺，希望年轻人好好努力，为国家的植物分类学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中，有许多植物分类学研究者在王文采院士等前辈们所做研究基础上，作出进一步探索，有时会把之前所发表的新种、新类群等进行撤销、归并或者重新组合，形成适合自己研究体系的内容。对此，王院士曾在《八十杂感》一文中写道：“在研究工作上的一些缺陷也造成了很多遗憾，例如近些年来一些同事发现我过去工作的一些错误，归并了我发表的一些新种等，说明我的工作缺乏严谨。再如，我对新兴起的分子系统学等新事物疏于学习，以致不了解近年来这些方面做出的成果。”王院士这种学术至上、谦虚谨慎并时刻自省的精神，也是我辈学习的榜样。
王文采院士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因长期伏案久坐，健康方面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编写的文稿均以蝇头小楷手工书写，字体工整、流畅清晰，对文字录入者来讲是一种视觉享受。但这些工作也给他的视力带来了很大的损伤。2019年元宵节过后，一天王文采院士对助手说：“我的眼睛近期不太管用了，现在仅靠眼镜已经看不清楚，需要再借助放大镜才能工作，这可有点糟糕了。”助手一听非常着急，第二天就带他去检查。检查过程中，医生问他哪只眼睛看不清，王院士回答：“是左眼看不清楚了。”
“那您的右眼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呢？”医生接着问道。
“我的右眼啊，在10年前已经失明了……”王院士有点无奈地回答。
此时一旁的助手大为诧异，因为在十几年与王院士的工作交流中，他竟然没有发现先生的右眼已经失明。王院士手写的几部科学著作，几十篇研究文章，给植物学界诸多专著写的序等，都是用仅有的左眼完成的啊！
回去的路上，助手一语不发，默默开车。王文采院士在后面坐着念叨：“趁着还能借助放大镜工作，我得赶紧把中国翠雀花属植物的文稿写完，恐怕后面的很多事情，就得麻烦你们了。”此时助手已经哽咽得说不出话，仅能从鼻腔发出“嗯”字来回应。
经过三天的住院治疗，王院士又像往常一样乘坐班车来单位上班了。助手提前在办公室等候，并把准备好的《中国翠雀属植物》稿件交给王院士。此时的助手已经明白，其实王文采已经把工作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在与生命赛跑。他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完全奉献给了他最爱的工作和热爱的祖国！
王文采院士在中国植物分类学领域辛勤耕耘了70余年，一生心无旁骛，著述丰厚，学术成就令人钦敬，道德情操更是为人称道。他始终不懈努力、严谨治学，而且待人诚恳、处事低调，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现在老先生虽已是鲐背之年，却仍不忘初心，继续在科研之路上谱写人生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