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新，江苏吴县人，1935年12月生于湖北武昌，上海大学教授，核材料专家。我国核材料和核燃料元件领域著名的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之一。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金相及热处理专业；1956—1970年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工作；1970年以后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从事核燃料及材料方面的研究，1987年晋升为研究员，1998年后任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材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曾多次主持和参加了高难度科研项目的攻关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先后17次荣获国家、部、省等颁发的各种荣誉称号。曾担任中国核学会理事，中国核材料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中国腐蚀学会高温腐蚀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电子显微镜学会理事长、上海市显微学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学科评审组成员等职务。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纵观五千年悠悠中华文明史，革新是民族发展的原动力。放眼瞬息万变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人类前进的原动力。之所以取名“邦新”，周家从小就希望他能够成为祖国科技创新的“动力源”。
周邦新视科技工作为使命，置祖国利益为最高，在核材料领域打拼半个多世纪。他为钢而动投身工业建设，为核而动献身核材研发，为教而动致力人才培养，为国而动服务国家需要，用实际行动参与我国核燃料元件的研发和生产，不愧为我国核事业发展的“动力源”。
为钢而动：树立钢铁报国志愿
周邦新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中国风雨飘摇，历经血雨腥风。成长于这个时期的周邦新从小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树立起钢铁报国的志愿和理想。
响应号召，报考钢院
周邦新193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祖籍苏州木渎，祖父是前清秀才，周邦新从小就在“科技强国”的思想熏陶下成长；父亲一生从事道路建设和房屋建筑等工作，早期参与陇海铁路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家被迫居住在成都郊区的簇桥镇，周邦新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天周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苏州木渎。江南水乡独有的美景让周邦新印象深刻。同年秋天，周邦新考入了镇上民办的初中，第二年转入苏州城里的吴县县立中学。离开家庭，住校求学，他跨出了人生独立生活的第一步。在遐迩闻名的沧浪亭旁，周邦新度过了难忘的中学生活，他在知识的海洋中无拘无束地遨游，尽情汲取着科学知识的营养，为自己的科技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苏州和上海解放后不久，周邦新的三个姐姐先后参加革命。1950年，国内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学生“参干”进入高潮，当时周邦新就读于苏州第一中学高中，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后逐渐认识到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当时国家正需要大力发展工业，战争前线需要钢铁材料制造武器。凭借着这一朴素的念想，周邦新在1952年的高考志愿书上面填写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1952年，怀揣着投身钢铁工业建设的理想，周邦新作为第一届学生踏入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大门，在这所满载着北洋大学、唐山交通大学等五大著名院校矿冶学科炫彩光华的学校中开始学习。周邦新和其他同学一样，将钢铁工业视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迫切地想要学习炼钢和炼铁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过，由于大多数同学抱着相同的信念，希望就读钢铁冶金专业的同学特别多，于是学校号召青年学生学习金相热处理等其他专业，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培养钢铁工业需要的人才。周邦新想，调剂专业是学校的需要，自然也是党和国家的需要，于是就响应号召将专业改换为金相热处理。虽然当时对“金相热处理”一点都不了解，不过一想到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也是钢铁工业的需要，周邦新的学习立刻就有了动力。
钢院那时生活条件并不算好。第一年，由于校舍正在建设，周邦新和同学们都寄居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那时刚刚兴建的“八大学院”都在清华大学上课。清华园中“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十分浓厚。第二年，钢铁学院的校舍初具规模，荒芜的满井村成了胸怀矿冶理想的钢铁学院师生们的主战场。由于建校伊始环境简陋，周邦新和同学们最初只能在大席棚里面上课。课后，由于宿舍还没有安装电源，周邦新和同学们只能在宿舍里面点蜡烛自习，微弱的烛光也让他的视力急剧下降。教学条件虽然十分简陋，但是钢铁学院的老师们上课都十分投入，学生们的学习动力也十足。回忆起大学时的学习生活，周邦新印象最深的老师就是柯俊和徐祖耀。柯俊先生主讲金属物理课程，枯燥的相图和相变被柯先生讲得生动鲜活，尤其是柯先生用幻灯投影出他在英国研究贝氏体相变时的显微组织照片，通过仔细分析显微组织形貌的变化，揭示了相变过程的深奥机理，点燃了周邦新对研究金属材料的兴趣。周邦新回忆：“柯先生和徐先生讲课时都不是简单地罗列理论知识，而是将自然科学规律与个人研究体会融合在一起，深入浅出，通过极具条理性的逻辑推理得出最终结论。每一个观点的讲授都让我印象深刻，可以说正是这些大师们的授课方式和讲解内容点燃了我对材料科学的兴趣。”
除了在课堂上孜孜不倦地求学，周邦新还积极参加一些生产实践活动。钢院建校伊始就确立了鲜明的实践教学特色。所有学生都要积极参加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到工厂去参观、实践，在生产一线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周邦新也不例外。在工厂的热处理车间，周邦新虚心地向工人师傅学习炉温控制的技巧，跟随着工人师傅通过观察炉火颜色判断炉温。他努力将手、眼、脑协调起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于学会了现场判断炉温的本领。后来在英国访问工作期间，周邦新通过肉眼判断实验室的盐浴炉温度显示不准确，英国同行一开始对他的判断充满质疑，但是通过更换热电偶重新测量温度后，证实周邦新的肉眼判断完全准确，这个“绝活”让英国同行称赞不已。
回想起自己在钢铁学院的学习生活，周邦新动情地说：“我在上大学前对于钢铁材料方面一无所知，在钢院四年的学习生活我不仅学到了扎实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也坚定了投身祖国建设的决心和信念。”诚然，为钢而动的周邦新从钢铁学院扬帆起航，开始了他绚丽恢宏的人生旅程。
研发硅钢，献礼国庆
1956年，大学毕业的周邦新分配到了坐落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来到物理研究所后，周邦新开始接触真正的研究工作，他被充满奥秘的自然科学现象和规律深深吸引。在物理所，周邦新遇到了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科学家颜鸣皋、李恒德和陈能宽，他们严格的学习态度和严谨的科研作风让周邦新受益匪浅。颜先生把英文资料一边念一边为他讲解的情景，李先生利用碘化法提纯钛实验时把零点零几毫米细的钨丝和粗钨电极连接到一起的方法画在纸上交给他的情景，周邦新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在几位先生的指导下，周邦新很快掌握了铜板织构和碘化法提纯钛两个课题的研究实验方法，并做出了有意义的成果。
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周邦新和同志们开始讨论如何用研究成果向祖国献礼。当时，德国人首先报道了铁硅合金中获得了集中的立方织构，由于保密原因，制作过程在文章中并未叙述。在金属材料领域，用铁硅合金轧成的薄板一般称为硅钢片，是广泛应用的软磁材料，这种金属晶体的[001]方向是易磁化方向，因此如果能在加工过程中把每个晶粒的[001]方向都按一定的方向排列起来，就可以大大提高硅钢片的磁性性能。在世界范围内，将[001]方向沿薄板轧制方向排列起来的单取向硅钢片已经于1935年研制成功并在工业上得到推广应用，而如何制备双取向硅钢片却一直是一个难题。双取向硅钢片的优点在于，不仅沿着轧制方向是[001]，垂直于轧制方向也是易磁化的[001]方向，这样就形成了立方织构。但是，铁硅合金的晶体结构与铜、铝等金属不同，获得立方织构不是那样容易。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物理所的同志们为了向祖国献礼，很快将研究“铁硅合金中立方织构的形成”确立为重点课题，主要参与者除了周邦新，还有曾在国外从事过金属变形、再结晶和织构研究的陈能宽先生。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口号的指引下，物理所的同志们都干劲十足，周邦新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开展研究工作，制定了阶段性的献礼计划，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程，当年年底试验便取得了成功。
1959年，苏联科学院为了庆祝我国建国10周年，向中国科学院约稿，周邦新参与的《铁硅合金中立方织构的形成》被确定为其中的一篇。周邦新在陈能宽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文章的起草，他在图书馆待了两天，写了近万字，将自己的研究结论和实验心得分条目罗列起来。后来，周邦新的文章初稿经过陈能宽先生的修改和翻译，赶在10周年国庆前发表在苏联《金属物理与金相学》杂志上。这项研究工作在国外刚刚发表结论的一年内便宣告成功，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也开启了周邦新的学术人生。提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周邦新感慨颇深：“那个时候为了祖国工业发展的需要，不畏艰难地拼命工作，最终取得了成果，同时也树立了自信心。从那时起我深刻地认识到：国外人能够做出来的，我们通过认真踏实地工作，也一定能够做出来！”硅钢片的研究经历在周邦新的心中埋下了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驱使他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屡获佳绩。
为核而动：献身核材研发事业
1954年，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试航，核动力工业成为各国努力发展的关键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从1955年开始，党中央就高度重视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在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后，从全国范围内选调了一大批各学科的专家加强了核工业的建设。周邦新深刻明白核工业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意义，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核材料的研究工作中去。
辗转沈阳，远赴英伦
1960年，陈能宽先生带领周邦新等三十余人从中科院北京物理所来到沈阳金属研究所工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沈阳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在一段时期中，周邦新和同事们每天只能靠着四两粮食勉强维持体力，粮食不够就掺一些苦涩的树叶。到了过年，他们终于可以吃一点荤腥，不过只限于黄豆、海带和炸鱼之类。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周邦新也曾想到放弃和退缩，但是一想到祖国发展的需要，他马上又充满了斗志，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那时，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周邦新作为学术骨干，开始独立承担一些科研任务。为了进一步研究体心立方金属中立方织构的形成机理，他开始进行多种体心立方金属单晶体的形变、再结晶和织构的研究。在物理所工作时，周邦新曾经看到很多老同志们都在从事生长单晶和研究单晶体的变形问题，因而他选定了钼单晶为研究对象，后来又研究了铌、钨和铁硅合金的单晶。在张沛霖、郭可信等先生的指导下，周邦新在钼单晶的形变和织构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后来在全国学术会议上作了报告，得到了学术专家们的好评。钱临照先生还将文章推荐到《物理学报》上发表。
1961年，为了国家需要，金属所成立了铀的化学冶金和物理冶金两个研究室，主要从事核燃料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周邦新参加了由张沛霖先生领导的铀物理冶金室工作，开始了持续一生的核燃料及核材料研究工作。由于金属所的研究工作刚刚起步，加之核事业保密性的需要，周邦新和同事们主要从事一些为核事业发展服务的“外围”科研工作，通过几年的工作，积累了不少核燃料领域内的经验和知识。
1964年底，金属所通知周邦新去英国访问学习两年，他又开始了英伦访问交流之旅。一开始，他前往纽卡斯尔大学冶金系，跟随佩奇教授研究了金属变形时屈服前的“微屈服”现象。在英国的第二年，为了能够多了解一些国外的科研工作情况，周邦新联系了剑桥大学冶金系，选择了低合金钢中合金碳化物析出过程的研究方向。在实验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子显微镜，这为他后来在科研工作中如何应用电子光学仪器来研究解决材料中的科学问题打下了基础。在英国的两年时间，周邦新近距离地接触了西方的研究环境，对于西方学者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印象深刻，同时也坚定了为祖国工作、在科学研究中取得成果的信心。在周邦新看来，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并不大，只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努力工作，一定能够迎头赶上。
攻坚克难，勇攀“锆”峰
回国后，由于沈阳市环境保护的需要，金属所停止了核燃料方面的科研工作。1970年，周邦新和一些同事集体调动到四川“三线”，开始了长达28年的核材料和核燃料的研究工作。远离了城市的纷纷扰扰，周邦新来到了峨眉山下的青衣江畔。身处仙境般的山水怀抱中，他的工作干劲又加了几分。不过，由于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刚刚起步，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他们住在乱石堆砌的“干打垒”中，走在泥泞的黄土路上，上下班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在狭窄的田埂上面骑自行车。但是，这一切对于有了明确工作方向的周邦新来说都不算什么，那时的他浑身都充满力量，一心想要为祖国的核动力事业做出一点成绩。
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试航，周邦新所在的二机部909研究基地开始从事陆上模式堆的研究实验工作，为核潜艇的系统工程服务。一次，核燃料元件的生产厂由于生产质量问题濒临停产，生产技术人员经过一番努力始终未能找到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于是将这个难题交给了周邦新所在的课题组。众所周知，核潜艇的动力来源于反应堆，依靠核燃料铀-235的裂变反应提供热能后再转变为动力，而核燃料外面的包壳材料不仅要及时将裂变反应产生的热传递出去，还要防止放射性物质的泄露，因此包壳材料的制造和性能一直是核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这次质量问题出在核燃料元件的包壳表面产生了不均匀腐蚀的“小白点”，直径只有0.1mm—0.5mm，但却导致废品率直线上升。这种包壳采用的是锆合金材料，内部装有可发生核裂变反应的二氧化铀芯块，因为核燃料元件在反应堆中的运行工况十分苛刻，为了安全性和可靠性，对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和要求也十分严格。面对困难和挑战，周邦新和同事们开始了技术攻关。由于是第一次接触锆合金材料，周邦新开始也一筹莫展，燃料元件棒的生产直接影响了核潜艇的工程进度，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周邦新在困难面前，首先想到用电子光学仪器对样品表面的“白点”进行微区的物质结构和成分分析。经过反复的检测，他发现“白点”部分的成分与其周围金属基体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找到了线索，研究工作终于迎来了曙光，周邦新和同事们又开始思考成分变化的原因。制造一件产品需要经过许多生产工序和环节，每一个环节又有许多影响因素，当产品最终出现质量问题时，想要追查究竟哪一道工序的哪一个因素出了问题，的确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周邦新深入到生产工厂，与工人师傅一起生产劳动，走遍了生产线上的每一个车间和每一道工序，将生产中的方法和数据进行比对，之后又进行了大量的模拟实验，终于发现了生产中的问题所在，揭开了“白点”形成之谜，赶上了工程要求的进度，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这项研究成果后来于1978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这项工作让周邦新深深感到，成功就需要在困难面前再坚持一下。找到困难和发现问题，成功也就有了希望。在困难和压力面前，经受住挑战的周邦新也对锆合金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续致力于锆合金在核电工业中的应用研究。当前，周邦新团队正致力于研究开发高性能的锆合金材料，满足核电工业因降低成本而要提高核燃料燃耗的需要，以期推动我国核电工业的发展。
把握前沿，情“铀”独钟
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工作期间，周邦新解决过大量核燃料元件生产及应用领域中的问题，先后担任过组长、室主任和所长。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无论行政工作多么繁忙，他都没有脱离过实验研究工作，很多科研问题和实验过程他都亲自参加，尤其是用电子显微镜观察材料中的显微组织以寻找影响材料性能的原因这类研究工作。在进行这类实验工作时，他每次都能在实验、观察、分析和思考中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灵感。在这期间，周邦新还主持开展了新型燃料元件方面的研究开发工作。
1990年，在周邦新担任所长期间，所里承担了研究堆用低浓铀板型燃料元件的研究和生产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和平利用核能的研究堆中，所用核燃料的铀235富集度不能超过20%，如何在这种限制下维持研究堆的运行成为一个难题。研究发现，通过改变核燃料的组成，可以在相同体积的核燃料中含有更多的可裂变物质。这表明，即使降低了铀235的富集度，用这种新组分核燃料物质制造出的燃料元件，在核反应堆中也能维持核裂变反应。这样，利用铀密度相对高的U3Si2替代铀密度相对低的UAlx或UO2做成燃料元件后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是用铝合金为包壳的U3Si2-Al弥散板型燃料元件。当时，这种燃料元件虽然在国外已经得到应用，但是国内还没有生产过，也没有应用过。就在那时，某国主动联系我国，并签订了一份提供两批研究反应堆所需60个核燃料组件的供货合同。那时研究所里虽然进行过制造这种燃料元件的科研工作，但是要从研究层面跨越到批量生产，还有许多工艺需要完善，还有不少工艺设备需要购置、安装和调试。特别是生产过程中质保体系的建立和论证尤为重要，因为这是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可靠的关键。在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面前，担任所长的周邦新没有推辞责任，毅然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作为这项任务的指挥员，周邦新没有丝毫的退缩和胆怯，指挥着科研队伍开始了由科研跨越到批量生产的攻关。由于生产的产品是用在核反应堆中的燃料组件，绝不能出半点差错，周邦新在组织好一支骨干力量之后，没有停留在“开会”指挥的模式上。他亲自深入生产现场，及时了解问题并着手解决问题。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在材料方面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使得生产中出现的技术关键问题都逐个得到了解决。当时，由于这种燃料元件是国内首次生产，并且是提供给国外使用，因而该项任务的成败显得特别重要。部里领导多次亲自过问过这项任务的进展情况，担心合同能否圆满完成。最终，在周邦新的领导下，通过全所有关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燃料组件的批量生产工作按计划如期完成，两批共计60个板型燃料组件按时交付使用，多年来，这批燃料组件在使用过程中未发生过任何问题。这一成果后来获得了2000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教而动：致力创新人才培养
年过花甲的周邦新逐渐淡出了核燃料研发的一线，但是为祖国奋斗的信念驱使着他继续奉献。这次，周邦新选择了教育行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祖国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整合资源，创建中心
1998年，周邦新回到了离开48年的上海，成为上海大学的一名教师，工作中心也转向培养自主创新人才和建立科研团队。尽管在上海大学没有条件从事放射性核燃料的科研工作，但是可以研究不带放射性的核结构材料，这也是核工业中的重要材料。为了满足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我国核电事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周邦新也开始带领着自己的高校研究团队在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优势，做出贡献。来到上海大学后，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相关的实验室，之后便是建立一支科研队伍。周邦新从零做起，白手起家，几年时间便组建了核材料研究团队，为上海大学的材料学科开拓了一个新的学科方向。
2002年，周邦新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经历，联合多位老师建议学校整合学校的实验检测设备资源。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宣告成立。测试中心购置了高分辨透射电镜和扫描电镜，优化和提高了学校教学与科研的硬件水平。2004年，在周邦新的积极倡议下，上海大学从国外购置了国内首台三维原子探针（3DAP）仪，拥有了研究材料在纳米尺度范围内不同元素原子分布情况的微分析仪器，掌握了现代材料学研究最必要和最先进的手段。这些工作为上海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进一步服务上海高校及周边企业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如今，上海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已经成为国内最先进的材料研究与分析机构之一，这当中凝结了周邦新的辛勤汗水。
淡泊名利，师者风范
如今，在教育战线工作了十余年的周邦新已经年逾古稀，先后带出了许多优秀专业人才。学生说他淡泊名利，为年轻人的成长尽可能创造机会，可他却说“扶上马，送一程”。他不争名不求利，发表论文，总是把年轻人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1999年初，周邦新申报上海市新材料中心的课题，申报过程中需要进行多次答辩。这时，他找到了课题组中一名青年教师，让他去答辩。博士刚毕业一年的讲师有些胆怯，周邦新鼓励他：“不要紧，没有人天生会讲，做科研工作，一定要学会把你的好想法、好成果介绍给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在周邦新的关心下，短短四年时间，这名青年讲师以这次答辩为起点，迅速由一名刚出校门的学生成长为一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周邦新爱才更惜才，多年来，他一直多方奔走，亲自为青年人才落实解决各项难题，让优秀人才安心扎根上海大学，让他们与先进的仪器设备相得益彰。
此外，周邦新指导学生的耐心与诚恳让学生感动不已。面对学生的问题周邦新总是认真对待，从不敷衍了事。为了从平时忙碌的科研工作中挤出时间来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周邦新每天三四点钟就起来批改学生论文。周邦新的严谨是出了名的，经他手修改的论文，总是要求做到精益求精，一遍、两遍、三遍……每一遍他都会逐字逐句地修改，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周邦新总是谦虚地说，“指导学生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除了严谨刻苦的工作态度，周邦新还十分注重教学方法，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使教学更生动、具体、直观。周邦新在给研究生上《显微分析技术及其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一课时，为了把最先进的显微分析技术传授给学生，他准备了大量有关最新显微分析技术的素材，自己学习先进的电脑软件，制成一百五十多张幻灯片，这对一位7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实属不易。
2006年，上海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周邦新在室温高达40度的实验室内，进行高压釜腐蚀试验的取样分析。有人问：“您为什么不把这些事交给学生去处理呢？”他说：“很多实验现象由于学生没有经验，不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我要亲自带头去做，让学生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周邦新经常给学生讲，你们从这里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严谨的科研态度。2007年，周邦新被学生们推选为上海大学“心目中的好导师”。学生们送给周老师的评语是：满腹经纶的知名专家在学生面前竟如此平等谦和，足见其虚怀若谷和淡泊名利。
周邦新的人生是甘于奉献的奋斗史。1958年，年仅23岁的他独立负责研究双取向硅钢片课题，一举成功，他受到鼓舞，对事业、对祖国、对人民奉献的情感油然而生。面对国家对核材料人才的需求，他立志当一名核工业领域内的科技人员。五十余载寒暑过去了，他在新材料与核燃料的研究上成就卓著。从江南名镇走出来的周邦新，为了神圣的事业，在大山沟里一待就是几十年，正是对祖国建设奉献的精神支持他取得了成功。
周邦新的人生是献身材料的奋斗史。他在大学主要学习了钢铁材料方面的知识，后来研究了铁硅合金材料的织构问题，再之后一直致力于核材料和核燃料领域的研究，与材料科学打了一辈子交道。他觉得，材料是一切工业发展的基础，研究材料的人需要有担当铺路石的精神，只有能够忍受默默无闻的生活，才能研发出更多经得住考验的材料。
周邦新的人生是培养青年的奋斗史。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和建设研究团队的重要性，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注重培养身边的青年人才。尤其是后来在上海大学担任教师期间，培养了三十余位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大多已经在各行各业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正在学校读书的青年人，他总是充满热情和期望：“祖国的希望永远寄托在青年一代人的身上，材料领域可以大有作为，热爱自己的专业，努力学习！”
五十余载寒暑的耕耘获得了丰收。周邦新为了祖国的需要多次调动工作，转战南北，主持和参加过多项高难度的科研和攻关工作，为我国核工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执著而坚毅，堪称我国核事业发展的“动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