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侯云德院士（右）合影。 张莉 摄

    深圳商报记者 刘娥

    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如今93岁高龄的侯云德院士，迁居深圳后依然没有退休，为我国传染病防控事业继续发光发热。

    在侯云德院士位于宝安区的家中，深圳商报记者见到了这位疾控领域的泰斗级人物。老爷子的状态比想象中还要好，用他的话说就是：“来深圳后身体更好了。”侯云德院士很低调，从北京迁居深圳已有5年，却少有人知。在深圳这座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城市，他“越来越年轻”，并始终保持着推动病毒学事业发展的蓬勃热情。

    逾90岁高龄仍然战斗在研究一线

    刚进入侯院士家中，门口玄关处挂着的一排嘉宾证映入记者眼帘。侯云德院士的助理张莉告诉记者，这是侯院士常年参加学术峰会、论坛等会议的嘉宾证。记者估算了下，有200多个。张莉告诉记者，这还不到侯院士所有嘉宾证的三分一，其他的已被北京工作单位收藏。

    张莉表示，虽然已到鲐背之年，但侯院士仍然坚持在病毒学研究一线，只要是官方的活动，他几乎是不用考虑就答应前往。疫情期间，他在家中的客厅腾出一块地方，用来进行线上会议。

    “一年到头都不带停的，侯老师整天和我们讲‘天道酬勤’，他这样勉励我们，自己更是非常勤奋。”张莉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侯院士的老照片和求学时候的资料。

    这些资料是侯院士肩负国之使命留洋求学的见证，也浓缩着他勤奋好学的时光。上世纪50年代，一些对我国危害严重的病毒性疾病，如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批从事病毒学研究的高级人才。

    1958年，他被公派到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在苏联的三年半时间里，侯云德几乎夜夜和图书馆、实验室相伴。短短几年，他陆续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引起当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凭着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精神，侯云德迅速成长为病毒领域的专家。1962年，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侯云德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该校几十年的历史中前所未有。

    用科研为民铸造传染病防线

    在客厅沙发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侯院士的扛鼎之作——《分子病毒学》，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分子病毒学专著，也是侯院士病毒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本书由侯院士在花甲之年独自编著，全书有105万字之多。

    事实上，《分子病毒学》只是侯院士众多科研成果的一个缩影。回国之后，侯云德一直在病毒学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呼吸道病毒感染病原学的研究，并首次在我国分离出Ⅰ型、Ⅲ型、Ⅳ型副流感病毒。上世纪70年代起，侯云德将注意力从病毒的病因研究转移到抗病毒药物的研究上。他研究黄芪的抗病毒感染作用，研制干扰素，推动干扰素实现“平民化”。1982年，他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出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型干扰素，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他不仅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更推动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

    令人敬佩的是，侯院士还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为人民铸造起健康的钢铁长城。其中，2003年SARS期间，他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干扰素对控制SARS冠状病毒传播有效，干扰素α2b后被批准为SARS储备药物，为我国抗击SARS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干扰素之父”、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我国现代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这些称谓背后，是业内对于这位学术泰斗的高度肯定和无限敬意。

    在战“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迁居深圳的侯院士，退而不休。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暂缺特效药与疫苗的情况下，侯云德参与研发的α-干扰素喷雾剂被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推荐为抗病毒治疗的试用药物，正在全国战“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位学术顶流的朋友圈是怎样的？在侯院士的老照片中，记者看到了黄旭华院士、赵铠院士、王泽山院士、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等名家的身影，这可谓最硬核“朋友圈”。

    除了做学问，侯院士闲暇之余便是看书。《红楼梦》他不仅看，兴起时还誊写、题词。

    谈及为何选择迁居深圳，侯院士说，深圳气候好是一大原因。来深之后，他的呼吸道慢性病逐渐好转，身体状态也比从前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