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芯报道工作室 李春平
2010年6月5日，中国实验快堆燃料元件入堆现场，阮可强院士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他是“核工业功勋”人物，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但是，很多个周日，在简朴的住处，他挽起袖子，在厨房掌勺，炒好了一大锅肉菜。然后拿出6个罐头瓶子，把菜分6份装进去，放进冰箱。他工作日住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单身宿舍，那些肉菜是为夫人和儿子准备的——夫人下班带孩子回家，把罐子里的菜拿出来热一下，就着从食堂里买的馒头就是一顿晚饭了。
这种时候，他是一位用心的丈夫和父亲。而更多时候，他的用心体现在工作上，包括对待他的学生。即便成为院士后，他也亲力亲为，用工整的笔迹写了很多的公式推导草稿和传真页给学生：
阮可强笔迹
“遇到不对称的情况需要全堆处理时怎么办……”
“几个月前你试做的E、F迭代法，收敛很快，这是很重要的信息……”
“另外：你文中第3页，公式（15）前的文字要改一下……这里公式重写一下，免得把片子翻回去……”
“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甚至，有一张酒店便签纸的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他出差期间入住酒店时脑海里想着的学术问题。
这些草稿的落款写着：“阮可强”。
1989年冬在奥地利维也纳，从左到右为阮可强、许汉铭、陈仁济、胡传文。
“他在小县城里屈才了”
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收制度。那时阮可强是原子能所第一批10个硕士研究生的指导导师之一。当时原子能研究所反应堆物理专业也开始招生，全国各地报考并符合条件的有4名学生，都很优秀，但只有一个名额。
原子能院反应堆物理研究室原室主任史永谦回忆说，当时，阮可强和他一起看学生的资料，看到有个学生是四川省万县市广播器材厂的，而其他三位都在大城市工作。阮可强说：就他吧，他在小县城里屈才了，“把档案给他调一下吧”。
这位学生叫胡传文，1961年曾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反应堆工程专业学习，因成绩优异本来已作为研究生培养对象，但赶上“文革”，经分配辗转到了专业不对口的20多人的小厂，恢复招生时，他已在当地成家生子。
来京复试时，胡传文第一次见到了导师阮可强。阮可强事先通过清华大学的老师了解了胡传文在清华学习的情况，热情地鼓励了他。胡传文也不负厚望取得了复试的好成绩，成为阮可强的“开门弟子”，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轨迹。
惜才如命，待学生如家人
“每次我进城到阮老师家向他汇报学习情况、请教选课安排时，他总是问寒问暖，还常留我吃饭，对我就像家人一样。”胡传文说。
1981年下半年，胡传文的硕士学习即将结束，阮可强大力推荐并鼓励他赴美继续深造。最终胡传文以核工业部首位公派留学生的身份赴美留学，后来阮可强又帮胡传文争取到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短期工作的机会。留学后期，阮可强经常叮嘱胡传文要学成回来报效祖国。1986年，胡传文回到了原子能院，这令阮可强备感欣慰。
在学术上倾心培养，在胡传文的生活上，阮可强也关心不少。阮可强积极协助院里和相关部门将胡传文的妻子和孩子从四川调入了原子能院，解决了这位优秀学生的后顾之忧。
还有一位毕业于复旦大学核物理专业的沈雷生，曾和阮可强一起做过临界安全方面的研究，后来他辗转到了上海一个洗衣厂里当技术员。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阮可强碰到了沈雷生，耐心地给沈做工作，劝他做回自己的专业，后来沈回到了原子能院工作。
1989年，阮可强（右）与胡传文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开会。
两只脚上的袜子都不是一双
早期原子能院的宿舍，住宿条件本来就简陋，阮可强废寝忘食地工作起来又连饭也顾不上吃，常吃方便面。他的宿舍里还经常堆放着罐装的八宝粥。
上世纪90年代，阮可强从城里的核工业总部回原子能院所时，都是坐公交车，即便是1995年当选院士后也是一样。晚年，他回院里时也从来不要人陪，都是自己拿饭卡走着去吃饭，人们常在去食堂路上的小树林碰见他。
在原子能院职工的印象中，阮可强高高的个子，梳得整齐的花白头发，双眉高挑，面容慈祥，常穿一件深蓝色夹克，走起路来简直健步如飞。他从来不穿皮鞋，在稍正式的场合也只穿皮面的那种便鞋。
还有一次开会，学生夏兆东看见老师阮可强两只脚上的袜子明显不是一双。
有一年，阮可强的学生们在小饭馆里给他张罗着过了一次生日——这也是夏兆东记忆中仅有的一次。饭间，阮可强拿出了国家大剧院的两张票，是浙江省送给浙江籍院士的演出票，阮可强把票送给了学生。
“大专家”不仅会做菜，“味道挺不错”
阮可强和夫人相识于苏联留学时。他夫人后来成为北京化工学院的教授。儿子小的时候，放学后，就自己去化工学院里母亲上课的教室：母亲在讲台上讲课，他就坐在大教室后面安静地写作业。
上世纪90年代，胡传文的妻子曾跟丈夫一起去过阮可强家，她回忆说：“阮老师家的房子很小，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阮可强的夫人那次得了重感冒正卧床休息，看见胡带着妻子来了，很亲切地坐到沙发上和她聊天。阮可强下班回家，也热情地留胡和妻子吃饭。
胡的妻子以为，像阮可强和他夫人这样的“大专家”是不会做菜的。但阮可强自己下厨炒了两三个小菜，他们就着馒头吃，“味道还挺不错”。就在吃饭时，有人敲门把一叠资料交给阮可强，请他先看，然后星期天去参加讨论——在仅有的一个休息日，阮可强也常有工作要忙。
2014年12月，中国实验快堆达100%满功率期间，阮可强院士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一大早到医院看望生病的学生
胡传文的两个孩子刚从南方过来时，吃不惯馒头，只吃米饭。但那时面票多、米票少。得知这个事情，阮可强和研究室里别的同志凑一凑，换了20斤米票给他们。
阮可强那时住的单身宿舍，和胡传文家邻近。“阮老师房间的灯总是很晚才灭，一直在工作。”虽然工作任务繁重，但阮可强对小孩却很有耐心，胡传文的俩孩子经常跑到他那去玩，阮可强还会买些零食给他们吃。
2005年6月，胡传文因病住院。那天上午8点，阮可强要参加院士大会，但他一大早就从西四环京丰宾馆坐出租车，6点半赶到位于东二环的医院去看胡传文，让胡传文和家人极为感动。
有一次，原子能院组织将住宿区的罐装煤气改为管道煤气。阮可强租住的宿舍属于院里公房，不用个人改装，而且他平时也用不着煤气。但他还是特地交了1800元申请改造，因为他觉得要方便后面住进来的人。
亲力亲为指导“关门弟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阮院士的功底极为深厚扎实。”作为阮可强的“关门弟子”，夏兆东回忆说，不像自己有时候还要翻个书查个公式，阮院士是在白纸上“哗哗哗”随手写出大段的公式推导。
夏兆东成为阮可强的学生时，阮可强已是院士。当时阮可强已担任中核集团科技委副主任等多重职务，平时不在院里，但令夏兆东感动的是，他的这位导师想各种方法亲力亲为地指导他。
阮可强和夏兆东当面交流主要是三种方式：去原子能院反应堆物理研究室的办公室；去原子能院开会的间隙，打个电话叫夏兆东过去谈一会；还有就是让夏兆东去中核集团科技委的办公室找他讨论。
阮可强通常是这么开始谈话：“最近这半个月你干了啥？”“上次咱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回去又想了想”……通常又以“你回去抓紧时间，下次我们再聊”来结束谈话。文章开头说到的阮可强手写的公式推导草稿和传真页，就是写给夏兆东并被他保存下来的。
阮可强曾说过，他喜欢在基层单位干具体的科研工作，不喜欢在机关坐办公室。
阮可强（右四）80岁寿辰，在京的学生弟子为其庆生。
对“学术真伪”很严格，对探索失败却宽容
阮可强对学生论文的要求非常严格，具体到每个细节。胡传文回忆阮老师指导自己的硕士论文：“有一个对动态过程的分析研究，他几次联系让我去核二院向物理室张连贵主任等人求教。为了取得精确可靠的数据，我们在原南区一号楼地下室的计算机上自编打孔纸片的程序做过大量计算，但阮老师仍然安排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到北京地质学院所拥有的当时我国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上进行了许多不眠之休的计算工作，最终确保了论文数据的可靠和高质量。”
一次，夏兆东申报中核集团创新团队项目，按照管理制度要求，他请阮可强做指导者。阮可强要了申报材料，仔细查看后提醒他要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夏兆东将问题明确回复后，先生才在材料上签字，同意上报。与阮可强经常审查的几千万、上亿的项目相比，夏兆东这个小项目实在微不足道。但事关科研工作，哪怕事“小”，阮可强也绝不放松。
阮可强担任《核科学与工程》学报主编，绝不只是挂名而已，而是和他做的所有其他工作一样“名副其实”。所有文章他都逐一审阅，严格把关，对每篇文章都会给出详细的审核意见。
阮克强对学术上的真伪是非极为严格，但对探索和失败却很宽容。“阮院士不守旧，对先进的东西、先进的想法总是非常支持。”史永谦如是说。阮可强自己曾说：“鼓励探索，宽容失败，让科学家在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氛围中成长。”
“在我心里，他就像那只风筝”
晚年突然有一天，阮可强竟然“失联”了。后来才知道老先生是出国去看他的儿子了。
虽然一家人都忙于工作，但阮可强家里的氛围却一直很融洽。用胡传文妻子的话说：“阮老师和他夫人是一样的人，对人都很真诚，平易近人，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一般人真的不同。”
阮可强和朋友说起儿子，语气中满是骄傲：小时候就“不让他操心”，“学习好、足球踢得也好”。他还曾说，“我觉得我这个父亲做得比较差，心里有愧疚”。他跟儿子在一起最快乐的事情，是到了周末去地坛公园放风筝。儿子远在加拿大，他说：“在我心里，他就像那只风筝。”
去世一个月前，阮可强（左三）在福清核电参加技术鉴定会。
突然倒下
阮可强一直体质很好、没什么病。即便到晚年，每次体检完，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都很正常。
病发如此突然。2017年3月，阮克强在工作中突然觉得胃不舒服，一检查发现已是胃癌晚期。此前他没有显示出疼痛等症状。其实就在那个3月，他还作为组长带领专家组，在福清核电公司进行了一项技术的专项鉴定。
2017年4月29日，阮可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直至逝世前一周，他还在与人交流工作。他结束了为核科学、核事业纯粹奉献的一生，给认识他的人留下了一个高大温厚的背影。
策划 | 杨金凤
编辑 | 邢泓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