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大有着“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两弹一星”到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成功提取青蒿素到联合研制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北大科技工作者在科学技术领域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科研进展和科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稀土分离理论及其应用、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后来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等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持续引领时代进步、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当前北大正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北大新闻网特开设《初心•使命》专栏，讲述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故事，以激励北大师生弘扬科学报国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时代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历史不会忘记，2007年11月5日，“嫦娥一号”人造卫星开始在浩渺的天宇中遨游。在无数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集体努力下，中国走向全面探索太阳系的新时代。

“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在绕月探测工程首次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人们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这副鼓舞人心的对联，憧憬着中国灿烂的科学前景。

就在这一年初春，写下这副对联的科学老人，却已永远长眠于地下。

他就是彭桓武，我国“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以及核爆炸各层理论的奠基人，差不多所有这方面后来的工作者，都是他直接或间接的学生。”（周光召语）

笔者耳边回荡的，依然是2006年10月拜会先生时，先生的“开场白”：“我给你念三句话啊，是书里没有的，于敏写的——‘所谓宁静，对于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

这段话，正是彭桓武一生高贵人格的写照。

“他好像什么都懂”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多身无长物，唯书而已。彭桓武亦然。他大半辈子攒下的钱差不多都用来买书了。他的客厅里，整整两面墙都排满了书，共有九大书架，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英文原版的理论著作，这与他的海外留学经历有很大关系。

1938年，和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并称为“清华四杰”的彭桓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资格，来到爱丁堡大学，投师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世界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门下。玻恩和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着30多年的友谊，而彭桓武是玻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玻恩多次盛赞这名得意门生：“他比其他学生聪明能干，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天生聪慧加上后天勤奋，彭桓武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1年，经玻恩推荐，彭桓武前往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工作。不久，他帮助量子化学的创始人之一W·海特勒进行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并于1941年至1943年间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以三人姓氏开头字母命名的HHP理论，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颁布和空间分布。1948年，在薛定谔和海特勒的强烈推荐下，彭桓武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时年33岁。

薛定谔给爱因斯坦的信中曾惊叹：“简直不可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海特勒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同事中最受人热爱的一个是中国人彭桓武……经常的兴致结合着非凡的天才，使他成为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提，应该问的是一些人为什么不回国”

随着HHP理论名扬国际物理学界，彭桓武的名字也广为同行所知。然而这个“最有价值”的彭桓武，却在前途无限光明时放弃了留学欧洲的机会，在1947年底回到了祖国。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风雨如晦，波诡云谲。数十年后，有记者问彭桓武为什么当时选择回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提，应该问的是一些人为什么不回国。”言下之意，回国并不需要理由，不回来才真该有特别原因。此中真意，正如中国科协主席、彭桓武的学生周光召所说：“彭先生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率性而为，所做的事情也许在别人看来都有一些特别，但在他自己来说是非常真诚的。”

回国以后，彭桓武先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任教。1961年，他奉命调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顶替已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我国核武器研究。当时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他和王淦昌、郭永怀。“交谈中，总理问：彭桓武，你在过去见过原子弹吗？……（然后）总理就说：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彭桓武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

从此，彭桓武的名字就与新中国在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基础物理上的辉煌成就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难捺满腔激动，在罗布泊宴会上即兴写就七绝诗《塔爆有感》：“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协力，焉得数理化成功。”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贺贤土回忆道：“在研究原子弹期间，彭先生事实上已开始琢磨氢弹会是怎么样？”正是在彭桓武的指导培养下，在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的组织攻关下，我国氢弹试验同样取得了圆满成功。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由衷地称赞：“彭桓武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家。”

“集体集体集集体”

在大功告成的时候，彭桓武又一次选择了抽身而退。1972年，他认为自己顶替苏联专家的任务已经完成，默默无闻地调回了原子能研究所，以至于1999年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78年，“文革”噩梦方消、华夏大地百废待兴之际，彭桓武出任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上任之时，他就和所里的研究人员约定，废除所长“终身制”，他只当两年就“下台”。两年期满，彭桓武提出辞呈，非但不再连任，还明确表示：“自彭桓武始，不设名誉所长。”

1984年，仍在九所工作的同事以彭桓武为首的科学家的名义申报并获得“原子弹、氢弹研究中德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一等奖。按国家规定，奖状是每位得奖人一份，奖章由第一作者保存。当人们把奖章给彭桓武送去时，他却断然谢绝，坚称全部功劳都是集体的。经过大家的再三劝说，他终于答应“奖章我收下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接着说：“奖章是我的了，我把它送给九所。”他随即找来一张纸，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1994年底，理论物理所换届重新组织学术委员会，所里邀请彭桓武继续担任学术委员，并劝说道：“你是理论物理所的创建人，历来在学术委员会上发表的意见都得到大家的尊重，如果这次你不当学术委员，人家外头还不会说我们这届领导连老所长都忘记了？”可能是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年届八十的彭桓武终于在邀请信回执的同意栏下画了勾，但同时注明“只做半届”。之后两年，他认真履行学术委员的职责，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其“理论物理研究要和新技术结合”等观念给了研究工作者们深刻影响。可1997年初所里再通知他开会，他却说：“当初为支持你们新领导班子，我才同意做半届学术委员，现在我完成了任务，你们也干得不错，我就不当了。”

与他订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钱三强多次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总是不断地开辟新的方向，殚精竭虑地为国家谋福祉，而当新事业后继有人时，他总是悄然引退。在彭桓武眼中，永远都没有个人名利，只有国家与集体。

为表彰他的卓越贡献，1995年，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将科技成就奖颁给了他，奖金一百万元港币。可以想见，从来都功成不居的彭桓武，这次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后同样“不为物欲所惑”。他没有花一分钱治疗自己的疾病，而是把全部奖金用于设立“彭桓武纪念赠款”，分批赠给昔日曾合作从事核研究而身体受到损伤的同事。在他自己看来，这不过是和每天刷牙洗脸一样平常的事。

而“集体集体集集体”的精神，影响着无数后来的科研工作者。

“我要向他看齐”

在“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颁奖会上，彭桓武先生难得地穿上了笔挺的西装，还认真准备了答谢词。在答谢词的后半部分，他检讨说：“我觉得自己不够艰苦，没有周培源先生勤能补拙的精神。我锲而不舍不足，对科学研究缺乏深入砥砺的精神。”

彭桓武的学生、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刘寄星震撼于世界上竟有八十岁老人对自己提出如此严格的要求，问彭桓武说：“您天天努力工作，怎么还说自己不够艰苦勤奋？”彭桓武回答：“你看周培源先生有那么多社会活动要参加，到九十多岁还在做广义相对论研究，我比不上他。如果我像周先生那样，再勤快一些，还能取得更多的成绩。”

事实上，彭桓武一天也没停止过工作。2004年，他在《理论物理通讯》上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与狄拉克大数论假设的统一》，提出有关宇宙学的最新设想。2005年，他又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学术报告。周光召称：“虽然老师已九十高龄，但他今天的发言依然是最前沿的。”但他自己却觉得“成果微不足计，能保持脑力劳动者的本色便如愿矣”。

在他的书桌上，总是一摞物理学术著作，一本摊开的英文词典，和数页写了一半的草稿纸。他家的每间屋子都有床，以便随时工作累了就稍微躺会儿。而家中浩如瀚海的书籍他也常常查阅，需要任何一本资料，他熟悉得可以马上把它挑出来。

“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工作，”彭桓武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坚持有什么了不起，仿佛一切都天经地义。“汉斯贝塔94岁还在发表论文，我要向他看齐。”

“创新没有模式”

彭桓武对科研、对人生的从容淡定，一定程度上是得其父亲真传。当年父亲留给他的，一是书，二是诗，其中有首《咏雪》：“本来明月是前身，玉骨冰肌别有真。百尺寒光能彻地，一毫余热不因人。方圆自在都无相，潇洒风流总出尘。何事洛阳裘万丈，袁安原不厌清贫。”

彭桓武把这种“方圆自在”的理念融入到他对人才的培养中。作为我国核事业及理论物理学界的奠基者、开创者、领导者，他不但为我国原子弹与氢弹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还指导、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其学生、同事遍布我国物理学界和原子能科学界，包括周光召、黄祖洽、何祚庥等一大批中国国防科研的中坚力量。他是“大家推许的大家”“培养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

总结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实践经验，彭桓武曾试图研究出培养创新人才的规律，“结果没有找出来，”他说，“大概创新是没有规律的，如果有个规律说我们要培养创新的人，就好比是说我们要培养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人一样，是不可能的。”

彭桓武认为，每一创新，总要牵涉到多个领域，这要求以广阔的知识结构为基础，但这个广阔不是指音体美，而是跟研究方向有关联的广阔，“我就不是全面发展的，我是个偏才。”而知识结构跟兴趣有关，有的人在兴趣的引导下从工科转到理科，彭桓武自己则是从理科转到工科，所以他认为这也要“顺其自然”，不能“凭脑子空想”。他乐于与大家分享自己治学的“十六字诀”：“主动继承、放开拓创、实事求是、后来居上。”

年老和死亡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

曾经，彭桓武对自己打破汉斯贝塔的纪录满怀信心。就在逝世前5个月，他还对笔者说：“我算了，我的平均寿命是93.6岁，加减2.8，所以94岁的可能性还不小。”所谓“平均寿命”是他自己精心计算后的“科学结果”：“我把数理学科院士的合理年龄拿来一比，超过九十的，加起来再除。”他笑得像个老顽童：“我还有三年。”

彭桓武并不忌讳谈论年老和死亡，在他眼中，这都跟太阳东升西落一样，纯属自然现象。

到了晚年，他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病人了，老了，收缩了，百病缠身。”但他也乐观地坚信：“我能在夹缝里头生长。”他还童心不泯：“玩是每天不可缺少的功课啊，不玩这个就玩那个，总归要有玩的时间。”

彭桓武的一大业余爱好就是到楼下看别人下棋，他下围棋和象棋的启蒙老师正是其父，据说他还曾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象棋比赛中夺得冠军，他还是英文拼字棋的高手。

而老人更喜欢的是去香山，因为那里曾留下了他和爱妻携手同游的美好回忆。彭桓武43岁结婚，62岁那年夫人刘秉娴撒手人寰，他悲恸不已，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彭桓武诗文集》中，有三分之一的诗歌是为缅怀老伴写的。在他卧室正对着床的那面墙上，挂着的是刘大夫年轻时的照片，每天彭桓武一睁开眼，首先看到的就是爱妻温柔的笑容。（本文照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