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专家。生于浙江湖州。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1941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获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工厂任工程师。1946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航空学院教授。从1957年开始从事火箭总体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主任、第一分院副院长。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1982年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任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长期从事火箭总体研究与设计，领导并组织了近、中程火箭的研制，成功地主持了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生产和全程飞行试验。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是中国航空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浙江省湖州市人， 1917年生，男，中共党员，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埭溪中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后，历任国防部五院研究室主任、总体设计部主任，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科技委副主任，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航天工业部一院技术总顾问和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
从50年代后期起，作为开创人之一，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作为总体设计部主任和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他先后担任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带领科技人员突破了一系列技术关键，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特别是在洲际液体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中，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独到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保证了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洲际导弹任务的圆满完成。他作为研制长征二号E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的技术总顾问，参与领导研制试验工作，保证发射成功，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少年立志
1917年12月5日，屠守锷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虽说家境不富，但屠守锷的父亲还是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屠守锷在家乡上了小学，后来又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就读。曾在上海亲历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奠定了屠守锷一生追求的基调。
那天清晨，父亲携屠守锷从上海回南浔老家过春节。走到半路，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几十架日本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地面俯冲下来。父亲意识到大事不好，拉着小守锷往轮船码头疾跑。炸弹像雨点般地落下来，繁华喧闹的大上海，瞬时间房倒屋塌、血肉横飞！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少年屠守锷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屠守锷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两年后，他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
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简陋的，但这并未影响屠守锷的工作热情，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的实践机会。要想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际的经验，而从事这份工作，正是自己长本事的良机。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患难中的祖国和亲人时时牵扯着屠守锷这位海外游子的心。1945年，抗战胜利了，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归心似箭。他辞去了工作，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
然而，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意兴办民族航空工业，失望至极的屠守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培养下一代航空人才上。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航空专业课程。1947年，屠守锷到清华大学航空系任教，开始与进步人士接触。就在这个时候，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亲身的经历和眼前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的强国梦才能实现。1948年末，他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无论是在清华航空系任教，还是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副教务长、系主任和院长助理，他都对共和国的航空事业倾注了极大热情。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总设计师生涯
屠守锷信心百倍地走上了自己的新岗位，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57年9月，屠守锷作为聂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而后，他便和战友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仿制工作。在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的艰难历程中，在研制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的过程中，他成了导弹设计研制的行家里手。1961年，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屠守锷走马上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全面主持技术工作。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
屠守锷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经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议批准实施后，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痛苦与失望笼罩在科技人员的心头。屠守锷临危受命，指导设计人员，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两年含辛茹苦的研究终于换来了丰硕成果：修改设计后，从1964年6月开始，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比这种型号成功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的摸索、总结、攻关的过程中，中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成长了起来。他们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并直接为中国1966年10月进行的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
1965年3月，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尽快把中国的首枚远程导弹搞出来，并由屠守锷担任总设计师。此番他担任的总设计师角色，按钱学森的说法，既是技术总负责人，又是指导日常设计工作和最后拍板的技术决策人。屠守锷深知自己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又那么紧：1971年试飞，1973年定型。如果能有一个正常的科研环境，凭着屠守锷的卓越学识和全体研究人员的聪明才智，按时完成任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偏偏在这时，一场浩劫席卷全国，屠守锷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屠守锷想方设法避开政治风暴的袭击。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他依然我行我素，埋头于资料、图纸和各种数据，座谈、讨论、论证、实验，听取专家意见，提出新的设想。他大胆革新，勇于探索，在制导技术、推进技术、结构材料、发射试验等方面寻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他的工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展着。有人曾看到，某次群众大会上，别人慷慨陈词，屠守锷却凝神屏气，笔走游龙，旁若无人地演算公式。1968年，屠总他们终于拿出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
这之后，研究院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本想远离政治的屠守锷却时时得到政治的“关照”，常常被无端拉上主席台，接受批斗。周总理在得知这些情况后，开列了包括屠守锷在内的一批重要专家的名单，并指示：要在政治上保护这批搞国防科研的专家，必要时可以用武力保护。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屠守锷幸免于难，但他主持制订的设计方案却遭到非议。屠守锷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终使自己的方案得以实施。
随着方案的确定，发动机、箱体、地面设备等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那段时间，规章制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许多情况下都是凭良心办事。为了保证型号质量的可靠，在为期100天的总装测试中，年过半百的屠守锷始终坚持在一线，一刻也没离开过。当屠守锷认为导弹可以出厂运往发射场试飞时，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问题很快提交到周总理那里。总理听完介绍，问：“屠总，你认为这枚导弹可以发射吗？”屠守锷毫不迟疑地回答：“该做的工作我们都做了，目前它的性能状态是良好的。我们认为，这枚作为首发试验的导弹，应该得到最好的考验，以便通过飞行试验，进一步检验我们的方案，从中找出不足。”
关键时刻，又是周总理支持了屠守锷。7月，导弹被运往发射场。为了掌握情况，总理要求每天向他汇报一次导弹的状况。9月8日，屠守锷专程回京，向总理作汇报。那天中午，总理特地备了几样菜，与屠总等共进午餐。总理的关怀，给了屠守锷无穷的力量和信心。两天之后，大西北的发射场传出喜讯：中国自行研制的首枚远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零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进行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全世界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屠守锷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发射试验，但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举世瞩目。这是一次迟到的试验。远程导弹要投入使用，必须经过全程飞行的考验，然而由于种种政治风波的干扰，这次试验被搁置了整整9年才得以进行。这又是一次特殊的试验，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如果试验成功，无疑会为这个春天锦上添花。作为这枚导弹总设计师的屠守锷，虽然并不为局外人所知，自己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980年早春，屠守锷和研究院院长张镰斧——一个在上甘岭战役中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团长一起，率领试验队进入了依然寒气逼人的茫茫戈壁。戈壁滩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阳光明媚，转眼就可能飞沙走石。屠守锷身穿工作服，在火箭测试阵地与发射阵地之间穿梭往来，鼻孔、耳朵、衣服里常常灌满了沙土。他常常一干就是20多个小时，困了在木板床上打个盹，又奔赴现场。
要确保发射成功，远程导弹身上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那复杂如人体毛细血管的线路管道上，哪怕有一个接触点有毛病，都可能造成发射失败。尽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尽管发射队员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但在屠守锷带着大家所进行的几十次眼看手摸、仪器测试中，还是查出了几根多余的铜丝。多悬呀！屠守锷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短短几个月，他浑圆的脸瘦了一圈，乌黑的头发也白了几许。
导弹在发射塔上矗立起来了。在签字发射之前，屠守锷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仰望数十米高的塔身，他想上去作最后的检查。张镰斧院长考虑到屠守锷的身体，要抢着上塔，但屠守锷说什么也不干。年过花甲的屠守锷不顾连日劳累，一鼓作气，爬上了发射架。
当导弹伴着惊天动地的巨响，穿过云端，越过赤道，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的目标，发射获得圆满成功时，就出现了本文开始那动人的一幕……
主要成就
1958年起，屠守锷先后担任中国近程、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远程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主持解决了若干重要型号特别是远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和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中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并参与了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从技术上主持制定了中国运载工具的研究发展规划，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他的名字才渐渐为人所知。人们开始从各种荣誉册上发现他的名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求是”科技奖获得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翻看荣誉册，让人看到的是屠守锷非凡的一面；而只有那些和屠守锷接触比较多的人，才能了解他普通的平凡的一面。在航天机关大院，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戴着眼镜，身材不高、身体稍胖的老人，在老伴的陪伴下，缓慢地散步。他永远身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脚踩一双黑色布鞋，神态永远那么平和、悠闲，从外表判断，你永远不可能想到他会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火箭总师，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
除了散步，屠守锷还有三大爱好：打太极拳、听古典音乐、读书。屠守锷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他从来不爱抛头露面，更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这固然是因为他的谦逊，但也与他的性格有关。屠守锷是一个喜欢静的人，因此他的一切，包括爱好，无不是在静谧的氛围中进行。少年时的屠守锷便不喜欢竞争激烈的体育运动，而爱上了“以静御动，虽动犹静”的太极拳。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了克服营养不良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他坚持每天打一套拳，并一直坚持到晚年。读书是他的另一大爱好。他读书的范围很广，除了专业书外，文史哲都有涉猎。他也看小说，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曾在他的案头放了很久，读了好几遍。读书对他来说，是娱乐，是休息，是对自己知识结构的补充，也是开阔思路的手段。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勃拉姆斯等音乐家的作品，使他进入了一个音乐的世界，忘记了长时间伏案工作后的劳累。
屠守锷屠守锷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年轻时，曾将教老母认字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虽说比教大学生难多了，但在他的坚持不懈下，母亲终于“扫盲”，从目不识丁，到可以看信、读小人书。他平时工作忙，对家和孩子照顾得较少，但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气短”，当孩子们与老伴发生矛盾时，他总是无原则地站在孩子们一边，以至于几个孩子都认为爸爸亲切，妈妈严厉。屠守锷也并非不苟言笑之人，在试验队的时候，没事儿时他也和试验队员们开开玩笑。在同事们的眼里，屠守锷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没有一点架子的、可敬可亲的老总。
退居二线后，屠守锷先后担任了航天工业总公司和航天科技、科工两大集团公司的高级技术顾问，工作依然很多，日程依然排得很满。这位从少年时代起便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到现在已近90岁的高龄，依然为航天科技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余热。虽远离了科研生产第一线，但每一次火箭发射、导弹试验，都牵动着他的心，作为一代共和国神剑的铸造者，他的心永远留在了火箭发射场。
他的名字也与他的神剑一起，永远刻在了共和国的航天史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