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9日，对我国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来说，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863”计划发起人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陈芳允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执著追求并献出毕生精力的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现代化事业。
陈芳允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科学、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是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并做出重要贡献的一生。他崇高的革命理想，优秀的道德品质，强烈的创新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所展现的一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风范，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
一
陈芳允同志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科学家，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人生路必曲，仍需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早在三十年代，陈芳允上中学时，就立志要用知识报效祖国。1934年，他以优异成绩，从上海浦东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后来转入物理系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主义运动。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肆意蹂躏，陈芳允感到莫大的屈辱，由此，他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真理，从而更加坚定了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理想抱负。1938年初，陈芳允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来到成都航空委员会无线电厂工作，主要从事飞机导航系统的研制与操作。这期间，他发奋努力，刻苦钻研，一心为抗日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然而，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使他感到报国无门。于是，他决定到国外去求学，为报效祖国积蓄知识。1945年初，他远渡重洋，来到英国一家无线电厂从事技术研究工作，先后参加了该厂海用雷达和彩色电视接收机的研制。他虽身在海外，却仍心系祖国。工作期满后，他谢绝了工厂的挽留，启程回国。国民党败退大陆时，蒋介石要强行带走包括陈芳允在内的一批科技专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陈芳允不惜自残脚趾，才躲过了劫难，并从此把自己一腔热血融入了新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
新中国的建立，使陈芳允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也使他拥有了报效祖国，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陈芳允应用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普勒测量，计算出了卫星的入轨参数。这项技术，不仅成为我国天文台对人造卫星无线电观测的基础，也成为此后我国发射人造卫星所采用的跟踪测轨的主要技术。之后，他又从事脉冲技术研究工作，完成了多项国家急需的电子仪器和设备的研制任务，其中纳秒(即毫微秒)脉冲采样示波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些仪器设备在我国神经生理学研究、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以及歼击机改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指示，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正式启动。陈芳允担任了卫星测量总体技术负责人。当时，卫星测量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特别是对卫星的跟踪观测到底采用哪种手段和方案，我国还没有经验。为此，陈芳允带领技术人员深入研究，大胆实践，反复论证。他认为，我国的卫星测量体制应从国情出发，测量方案必须适应我国地理环境而又能照顾全面。于是，他提出了以多普勒测量为主，并在卫星入轨点附近的地面观测站设置雷达和光学设备加以双重保证的技术方案。在方案实施过程中，陈芳允不仅主持了技术方案的设计，还参加了设备研制和测量台站的建设工作。经过他与其他技术人员实地考察，分别在新化、南宁、昆明、海南设立了四个多普勒测量站。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地面观测系统很快抓住目标，进行持续跟踪、测量与计算，及时预报了卫星飞经世界各地的时刻。实践证明，由陈芳允主持完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卫星测量方案非常有效，实现了“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的目标，而且在轨道测量精度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我国第一颗卫星测量任务的圆满完成，为我国卫星测控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随后，陈芳允参加了我国回收型遥感卫星测控系统方案的设计和制定工作。那时正值“文革”时期，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科技人员受到排挤，陈芳允被下放到陕南一工厂进行“锻炼”、“改造”，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但他丝毫没有动摇赤诚报国的信念，他顶住压力，排除各种困难，潜心钻研，与其他同志一起设计完成了遥感卫星的测控系统方案，为我国第一颗遥感卫星成功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卫星测控系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对我国航天技术在较短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陈芳允是一位善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科学家，他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航天测控发展之路。他说：“我国的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如果只走别人的老路，一切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是行不通的。”正是基于这种开拓创新的思想，50年来，他为我国科技发展和国防现代化事业不断创造出非凡的业绩。
60年代末，我国中、低轨道卫星的地面测控网即将建成，为了使地面测控网能精确测量、控制距地球36000公里高度的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必须增大功率、提高灵敏度和作用距离。陈芳允经过充分论证，力主建立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用于通信卫星由发射至定点的全程跟踪测轨、遥测、遥控及数传。他认为，使用统一系统可以大大节省卫星载荷的体积和重量，特别是星上天线的数目，同时也可以大大节省地面设备的规模和投资。他的建议得到了国防科委领导的支持，并于1975年正式立项。之后，陈芳允和国防科委、航天部、电子部等单位的科技人员一起精心设计，顽强攻关，使这一系统日趋完善。该系统于1980年建成，并在1984年4月8日发射我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时得到成功应用。它的研制成功，使我国的航天测控系统从过去单一功能的分散体制发展为综合多功能体制，我国的航天测控技术开始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为适应航天测控技术发展的需要，1977年我国建造了“远望号”航天远洋测量船，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由于船上多种测量、通信设备间电磁干扰严重，影响了设备的正常工作。为解决这个难题，陈芳允首先提出：测量船能否在测量的同时实现与国内通信，关键是解决测量船上众多设备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为此，他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在“远望号”上实地考察，认真研究，利用频率分配的方法，设计了方案，使各种设备得以同时工作而互不干扰，成功地解决了“远望号”船电磁兼容这一重大技术难题，并在我国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中首次得到验证。
卫星导航定位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陈芳允早期从事雷达工作时，就已经开始关注导航定位问题，参加空间技术研究之后，一直希望解决利用卫星对地球上运动物体的导航定位。按我国当时的技术、经济状况，发展类似美国的全球定位导航系统(GPS系统)难度较大。1983年，他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对地球上的物体进行定位，并可同时进行通信的设想。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带领课题组的同志经过两年多的艰辛探索，再加上其他专家在理论上的分析和精密计算，研制了“双星定位通信系统”，并在1989年演示成功。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地面目标利用两颗卫星快速定位、通信和定时一体化，为我国研制、发展双星导航定位系统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按此思想，我国开展了卫星导航系统研制的工程建设，并取得了可喜成绩。
陈芳允认为，科学实践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认识的探索，其目的在于认识世界并进而改造世界。八十年代，国际上兴起微小卫星技术，他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不遗余力地推动微小卫星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1992年，他在世界空间大会上宣读了他和我国地球科学家们共同撰写的《地球环境观测小卫星群系统与国际合作》的论文，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建立对地球环境观测的小卫星群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以缩短对世界各地的观测重复周期，而且对地球环境的动态观测，特别是对自然灾害和环境保护的监测十分有利。这一主张得到世界上多个国家的拥护和响应，经过近十年的共同努力，对地观测小卫星系统即将在今年建成。对微小卫星在军事上的应用，陈芳允也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的建议。
陈芳允始终以战略家的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分析提出值得我国借鉴的意见。1983年，美国宣布实施“星球大战计划”，试图以此带动科技和经济的全面振兴，抢占21世纪的战略制高点。此后，欧洲也提出联合实施以发展未来高技术为目标的“尤里卡计划”。1986年初春，原国防科工委组织了多次专家讨论会，研讨国防高科技发展方向问题。陈芳允在一次会上发言说：“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谁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光学专家王大珩十分赞同陈芳允的意见。会后，陈芳允反复思考，认为发展高科技，特别是以军事高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中国面临着重大挑战和机遇，如果我国能在主要军事高技术领域有选择地跟踪、发展，那么中国将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觉得此事重大，光有想法还不行，必须马上拿出行动。他和王大珩找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空间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四位老科学家经过认真讨论，起草了《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真正的高技术不是花钱能买来的；高技术研究的实效要花气力和时间；发展高技术不仅要集中现有的科研实力出成果，而且可以培养新一代高技术人才。这份建议书被直接送到邓小平同志手里。小平同志极为重视，认真阅读，于1986年3月5日作出重要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百余名专家，通过全面认真地分析论证，于1986年10月，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
如今“863计划”已经实施15年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航天技术、能源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等领域。取得了数千项科研成果，其中有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的已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对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陈芳允同志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品质高尚的优秀共产党员。几十年来，他为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航天事业的发展忘我工作，鞠躬尽瘁，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其人格魅力在我国科技界有口皆碑，倍受崇敬。
几十年来，陈芳允同志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精神。他常说：“我国底子薄，经济条件有限，在科研上，一定要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我国航天事业起步之初，建立地面测控系统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资金短缺。国外发射卫星均在全球布站，花费大量资金租用别国的土地，但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花不起这个钱。就连在国内建站和研制设备，也得把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要达到“投资少、见效快、一次成功”的目标。为实地勘测卫星跟踪测量点，陈芳允带领技术人员走南闯北，跋山涉水，从炎热的南方到寒冷的西部大漠，从东海之滨到北国边疆，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这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着周围的科技人员，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大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团结协作，拧成一股绳，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芳允还思考着在我国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和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相结合的问题。去世前两天，他与一位搞卫星轨道设计的同志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约定了一位从事导航定位研究的专家，然而，他没来得及与这位专家交流，竟带着遗憾走了。他这种忘我精神，也使医护人员深受感动。
陈芳允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他把个人的成就看作是集体的荣誉。他在总结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体会时说：“科学技术工作的成果，极少是一人所能完成的。即使有一人提出新的意见，以后的验证和定案都需要有共同工作者或集体才能完成。因此，在我的工作中，亦是如此。我所得的一些奖，也是集体之功。”在他的文章或报告中，谈到工作时，很少用“我”，而是用“我们”。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而且谦虚好学。即使在参观科技展览和演示时，也从不走马观花，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小本子，随看随记，不明白就向讲解员请教。在应邀参加科研讨论会和博士答辩会时，对有些拿不准的问题，他总是实事求是地建议将项目评议书或论文转请他认为合适的专家审评。
陈芳允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曾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还先后担任了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他经常到学校进行指导，对博士生的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内容、开题报告等都仔细审核、确定。他极力强调培养学生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深邃的创新思维能力。他培养的研究生，如今大都已成为科研工作的骨干、学术带头人。
陈芳允对工作是高标准，生活却是低标准。他病逝后，我和其他领导同志去家中吊唁。在他前年住进的新家里，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许多是用了多年的部队折价营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大家不禁感慨万端：一位成就非凡的科学家，生活竟是这样简朴！他每次出差乘飞机都坐经济舱，到宾馆也只住标准间，不住套间。这些年，组织上每年安排他去疗养，可他仅去过一次，且往返只有四天。他晚年还保持着年轻时学会的自己给自己理发的习惯。他自己很节俭，但对需要帮助的人却很慷慨。他为家乡的母校设立学生奖励基金捐款，当得知清华大学一名学生需要帮助时，他又捐助了一万元。他是国家优秀图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一次，某出版社给他寄来一本参评图书，希望得到他的推荐。后来这本书获得了出版奖，为表示谢意，出版社领导给他送了一套精装的书法字典，他当即按书价汇去了书款，他说：“书好获奖是应该的，这份礼我不能收。”
陈芳允同志走了，他在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征程上留下的足迹，人们不会忘记；他为祖国的强盛、民族的振兴所建立的卓越功绩，人们不会忘记；他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留下的精神财富，人们不会忘记。我们怀念陈芳允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像陈芳允同志那样，自觉把个人理想和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发扬当年研制“两弹一星”时的那样一种干劲，那样一种热情，那样一种奋斗精神。牢记光荣使命，不负党和人民重托，殚精竭虑，努力工作，尽快把我军武器装备特别是高技术武器装备搞上去，努力开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新局面。
陈芳允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