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岁的中国航天第一人任新民，今年2月走完了他一生追求的航天路。在他身后，留下了长达75年的爱情，和关于“家”的深情故事……
“我心里想着的就是他这个人———他这个能让人心里踏实的人。”妻子虞霜琴说。
“我爸爸，哈，油瓶子倒了，没准他以为就该是那么放着呢。”大女儿任之翔说。
“我可以常常趴在外公背上，搂着他的脖子读书。”外孙邹平说。
百岁的中国航天第一人任新民，今年2月走完了他一生追求的航天路。
在他身后，留下了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开拓者和奠基者的功勋，留下了航天技术和导弹火箭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等一串闪光的名号，也留下了长达75年的爱情，和关于“家”的深情故事……
我这辈出了三个博士，孙辈也出三个吧！”
任新民在中国航天建立辉煌的征程中，无论是在火箭发动机试车弥漫的硝烟旁，在测试卫星的洁净厂房里，还是在发射台上待发的火箭前，在故障分析的激烈争论会上，人们看到的，大多是他对航天事业高度的责任心和热忱，对火箭试验精细和认真度的严谨把握，对航天试验出现问题时不留情面的严厉。
而在与他携手70多年的结发妻、在他顾不上照看却学有所成的儿女、在曾缠绕在他身上嬉闹的孙辈们的眼里，任新民严肃的外表下面，蕴含着一片柔情。可以说，令无数人敬佩的航天巨星的百岁高寿，是任新民对中国航天事业倾情投入的修炼结果，更是他家庭和谐、内心幸福的最好诠释。
任新民百岁生日时，家里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
他头脑清晰，反应灵敏；94岁的结发妻子虞霜琴整洁利落，照顾丈夫精细如初，料理家务井井有条；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事业有成，孙辈们朝气蓬勃，一个个走向自己的奋斗之路。他看着眼前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由衷的喜悦挂在眼角眉梢。在欢声笑语中，他对孙女说：“我和你叔公、小叔三个人都是博士，你要继续努力，争取在你们这一代也能读出三个博士。”孙女的回答直接却自信：“要是出三个院士，那是有点难，但我们中出三个博士，应该不是难事。”
当年叔公、小叔以任新民为榜样成为博士，如今孙辈们又以爷爷、叔公、小叔为榜样，迄今其中已经走出了三个博士。
77年前，他因为找住处而找到爱情
1956年12月，时任国防部五院导弹总体技术设计室主任的任新民，奉命前往中苏边境满洲里，接收苏联援助中国的两发P-1近程地对地导弹和一个建制营的官兵及技术装备。
这是一项绝密任务。导弹抵达中苏边境，为了严格保密，他们只能在夜晚零下40℃的冰天雪地里秘密奋战，整整一夜，出色完成了导弹调换车皮、产品转运，后将导弹及备件如期运抵北京。12月29日，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两发P-1导弹交接验收及签字仪式，任新民作为中方代表在交接协议上签了字，成为中国接收导弹第一人。
任新民的背后站着妻子虞霜琴。本是知识女性的虞霜琴，从那时起就在心里做出决定：不让任新民操持家务分心，让他专心致志做他喜欢的事情，就是对他不必表白的最真诚的爱。
1940年夏天，任新民与虞霜琴相识、相爱于重庆附近的江津县。
当时，任新民就读于中央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他抱着为中国人造枪炮、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的爱国志向勤奋学习。这一年，在他即将结束在中央兵工学校的6年学业前夕，校方安排他和同学到江津火炮实弹试验场实习。到江津后，任新民为落脚何处犯了难。他无意中听说江津师范分校的校长是安徽宁国人。远离家乡宁国，能在这里见同乡、听乡音，任新民心里着实一阵窃喜。更巧的是，细一打听，这位校长名虞焕宗，曾经与父亲有过交情，任新民在宁国读书时还曾见过面。然而，当任新民兴致勃勃找到学校前去拜访老校长时，才知虞校长前一年夏天已不幸辞世，他见到的，是虞校长读高中的女儿虞霜琴。
任新民年轻时的画面（截屏自电视画面）
虞霜琴见到任新民，想起父亲曾经提起过他，他是在家乡接任父亲担任教育局局长的任海清先生的大公子，自幼聪颖，考上中央大学后又考入兵工学校大学部。任新民一身戎装，学业有成，谈吐温文尔雅，让19芳龄的虞霜琴眼前一亮，生出几分好感。
虞霜琴与任新民寒暄后，得知任新民正在江津找住处，为解燃眉之急，当即在男生部宿舍为任新民安排下住宿。月老，就这样牵下了他们日后美好婚姻的红线。
再苦再难，互相默默为对方扛住
任新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学校因为他扎实的基础理论，熟稔的化工、机械工程、火炮制造技术，尤其是用黑火药替代当时紧缺的无烟火药装填迫击炮弹的研究成果，选拔任新民留任学校助教。不久又聘他为讲师，并让他兼任重庆兵工署江津火炮试验厂技术员。任新民与虞霜琴鸿雁往来，彼此心灵沟通。出生于1915年12月的他，与晚生他6年的虞霜琴，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登载了订婚消息。
虞霜琴生活拮据，若继续深造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的筹措便成了问题。任新民豪爽而动情地劝慰道：“再苦再难也不能放弃学业。从长计议必须拥有学识，经济上有问题由我解决。”
爱情的力量无限。虞霜琴同时被上海交通大学（重庆）电机系和中央大学（重庆）数学系录取。受任新民的影响，也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虞霜琴选择了后者。
1944年初春，任新民以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被选送到美国辛辛那提磨铣床厂公费学习的机会。这次轮到了任新民在去留路口抉择。他俩的内心都非常明白，此去远渡重洋，天各一方。但虞霜琴毫不犹豫地支持任新民赴美。为了能让他安心走，也为了能名正言顺照顾任新民家中父母，虞霜琴与任新民决定结婚。他们远在他乡，没有父母亲人在身边，没有礼服婚纱，没有宴会酒席，更没有花轿婚房，仅仅拥有彼此相爱的心，和共同走向未来的憧憬。
1945年，就在任新民边工作边做赴美准备，同时等待行期船票，体验着他们新婚燕尔所余不多的小日子之时，虞霜琴喜忧参半地告诉任新民，她怀孕了。爱情结晶的降临令这对新人喜出望外。赴美行程一再拖延，也给了任新民照顾孕妻的机会。赴美启程日确定为1945年5月24日下午。就在这天清晨，他们的宝宝降临人世。任新民在重庆歌乐山医院看着襁褓中儿子的小脸蛋，看着躺在病床上疲惫的妻子，一时竟生出放弃赴美的念头。
妻子在此艰难之时，丝毫没有动摇地对任新民说：“不可犹豫，必须要走，相信我！”上天安排以儿子降临为父亲送行。10小时后，任新民登上了送他离开山城的军用飞机。
任新民不负妻望，在美4年里完成了于辛辛那提厂的实习，考入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机械工程研究生获硕士学位，之后，又获得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工程力学博士学位，被聘为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讲师。这边，虞霜琴则独自挑起抚育儿子的重担，并因生活所迫，肄业于中央大学数学系。她带着儿子辗转回到安徽宁国老家，照顾公婆，白天在宁国中学任教，晚上操持家务。令她备受打击的是，1947年当地流行疾病，春天她为49岁的公爹送终，夏天又失去了儿子———身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怕任新民分心影响学业，硬是以内心的刚强坚持挺住，没有告诉在地球另一端的丈夫。
白驹过隙。
虞霜琴与任新民恩爱相伴75载，并以自己96岁的高龄送走了102岁的丈夫。
任新民百岁生日时，虞霜琴说起当年的婚姻，声音依然洪亮而豪爽：“那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安逸的生活，我心里想着的就是他这个人———他这个能让人心里踏实的人。”话虽然朴实，但这就是他们长久互相恩爱之情的写照。
独自临产，她理解他的“一根筋”
1949年8月，即将宣告成立的新中国亟需工程技术人员。任新民觉得报效祖国有望了，与妻子商定，一则她不再做去美国的打算，一则他即辞去美国的稳定工作，毅然返回祖国。
回国后，任新民先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受陈赓大将之邀，他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哈军工”筹建工作。1956年8月，任新民奉命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参加主管导弹研制的国防部五院的筹备工作，开启了他的航天人生。自此，任新民的一生在中国航天创造了多个第一：
他是我国火箭总体设计第一人；在导弹副总设计师兼发动机总设计师任上，完成中国仿制导弹的成功发射；在国防部五院火箭分院副院长兼任导弹型号副主任委员任上，率队自主研制成功火箭发动机，接着在兼任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任上对发动机挖潜改造，提高导弹的射程，研制成功了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成为中国导弹发动机第一人；1970年4月24日，任新民担任“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技术总负责人，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成为中国运载火箭第一人；以后，他出任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实用通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发射场区总指挥，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总设计师，发射外国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任新民见证了中国航天发展迄今的全过程。他100岁生日时说过一句话：“这辈子我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航天。”
他为中国航天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业绩，与妻子虞霜琴半个多世纪舍弃自己、支持丈夫事业的信念和行为密不可分。
1950年，任新民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所刚把家安顿好，儿子任之中便降临人世。过了一年，他们又喜迎女儿任之翔的降生。女儿出生时，任新民的研究课题到了关键时刻。这天晚上，任新民正在家里加班整理技术报告，虞霜琴突然觉得肚子一阵阵紧缩疼痛，便让任新民赶紧送自己去医院。没想到任新民头也没抬地说了句：“咱们明天早上再去吧。”
虞霜琴很懊恼，也很无奈。她太了解任新民工作起来的那股投入劲了，没再多说，自己拎着准备好的东西往医院走去。也许任新民听到了摔门的声音，也许他意识到孩子降生时间的不可控和紧迫性，连忙追了出去，但他的神志并没有从技术报告中转出来。他把妻子送到医院，转身就返回家继续准备他的报告去了。
此时虞霜琴已近临盆，办手续的医生返身问虞霜琴：“刚才跟你一起来的人呢？”
虞霜琴悻悻地回答：“走了！”医生费解地不停摇头。
当晚，虞霜琴顺利产下女儿。
第二天一大早，任新民跑来，看妻子躺在病床上，关切地问：“生了没？”
虞霜琴瞥他一眼：“我就躺在这，生没生你看看我的肚子不就知道啦。”
任新民这才醒悟，像小孩做错事情似的低着头说：“你觉得我这人是不是不怎么好？”
虞霜琴看任新民一脸愧疚，便问：“昨晚为什么把我往这儿一丢就没影了？”
任新民说：“我不是急着赶技术报告嘛。”
虞霜琴啼笑皆非地说：“一根筋！”
也就是这次任新民的“一根筋”，让虞霜琴“领教”到，只要任新民投入工作，其他事情就只能是空白。
公婆送终靠妻子，走关系找他也没用
1952年4月，任新民奉命离开南京去北京，协助陈赓大将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在北京落稳脚，放心不下妻子和孩子，他希望家人尽快来京。
而虞霜琴却放心不下婆母，硬是劝说婆母一起走。后来他们家搬家到哈尔滨又搬回到北京，婆母一直就没有再离开过儿媳妇。自此，时年60岁的婆母，在儿媳40年如一日的精心照料下，一直身心舒畅地活到百岁。就是在全国经济最困难、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儿媳妇也没让婆母吃过任何苦，受过一天罪。
1994年5月28日，任新民为母亲过完100岁生日后不久，母亲又一次住进了医院。79岁的任新民当时担任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评审组组长，正忙于各个系统的评审，照顾母亲的事情便都交给了年过七旬的妹妹和妻子。这天，开会中的任新民接到妻子报老母亲病危的电话，他因主持会议脱不开身，说会议结束就过去。老母亲弥留之际微弱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虞霜琴急得团团转，望眼欲穿地盼着任新民的到来。然而，母亲终究没有等到儿子。当任新民来到医院，痛苦自责，不禁俯身在母亲身上失声痛哭。
47年前任新民远在美国，虞霜琴为公爹送终；47年后，她又为婆母养老送终。家里人都知道，虞霜琴是任家的支柱。
1994年5月28日，任新民母亲（左三）百岁生日，任新民夫妇与弟妹等团聚
百岁母亲离世，任新民遗憾、难过，对妻子则心怀歉疚、感激。
由此，孩子们说起自己的父亲时，是这样表达的———
大儿子任之中：“我从部队回来就是一名普通的水暖工，我妻子的户口都落不上。父亲当时是七机部的副部长，但我们不找他，也没想找他，因为找他也没用。”
小儿子任之幸：“小时候，很少看见父亲，但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父亲竟然蹬着自行车，骑了几十里路来看我，感动呀。”
大女儿任之翔风趣地说：“我爸爸，哈，油瓶子倒了，没准他以为就该是那么放着呢。”但随之她又说：“我父亲是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雷厉风行的人。他的精力和毅力超人，说到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
二女儿任之弋笑笑说：“爸爸回家就是两件事，吃饭，睡觉。有时我想跟他说点儿事，但看他总是一脸疲惫的样子，常常是话到嘴边而不忍心。”
轮到妻子虞霜琴了，她则爽快地说：“早就习惯了三不问：一不问他到哪里去，二不问他做什么事，三不问他啥时候回来。因为全家人已经习惯了任新民不在家的日子。”
从不为工作后退，从来对孙辈温情
任新民的脑子里，成年累月装着的都是航天、火箭、发动机。
为了中国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早日研制成功，他鞠躬尽瘁、心力交瘁。上世纪70年代末，当液氢液氧发动机研制进入工程试验阶段，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在发动机试车方面。他不畏发动机在试车时易燃易爆的危险，曾在发动机试车发生爆炸时，冲刺一般跑到还冒着烟的发动机旁，查看最原始的故障现象。发动机研制中100多次不同工况点火试车，他几乎每次都坐镇试验现场，同大家一起分析故障，查找原因，共同制定解决方案。在航天科学试验中，任新民凭借聪明、智慧和想象力在一次次挫折中发现问题，在失败中找到规律和解决办法，最后一次次走向成功。有人问任老总，中国航天精神的精髓是什么时，他干脆地回答，就两个字：实践！这里，不难看出任新民对待工作的认真和严格。
而当他回到家里，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大多都不与父亲嬉笑，但顽皮的孙辈们跟他处得，那可就不一样了。
1960年代任家全家福，前排中为任新民母亲刘淑兰，后排中为任新民夫妇
遇到儿女们带着他们的孩子回来，任新民便眯缝着眼睛满面欢喜。孙辈们可不像他们的爸爸妈妈那样要对外公（爷爷）察言观色。外公（爷爷）给他们的印象是和蔼、慈祥，是亲切的抱抱，是用胡子扎扎他们时的开怀大笑。当外公（爷爷）坐在沙发上戴着眼镜专注地看资料、看报纸时，他们会蹑手蹑脚悄悄爬过去，冷不防地扑向他，把他吓得越厉害，他们就越开心，越开心他们也就越顽皮，越恶作剧。即便这样，也从来没见外公（爷爷）对他们发火。每当这个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紧张兮兮，不由地观察老爷子的表情。他们总是发现，此刻是老爷子最开心、最放松、最具温情的时候。
外公书房好大好大，在书房时间好长好长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任新民为了长征三号火箭的研制任务，经常到上海出差，闲暇之际，他喜欢去福州路的上海外文书店。但有一次，他让秘书带他去百货商场。秘书心里纳闷：怎么会提出去百货商场？他想买什么东西呢？
到了百货商场，任新民看了看商场导购图，径直向儿童玩具柜台走去。他先把玩具看一遍，指着一个标价200多元钱的让售货员拿给他。售货员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朴素、再普通不过的瘦老头，将玩具递过来：“侬看看清爽标价哟，这款玩具要两百多元的。”那时候，普通职工一个月工资就几十元。
任新民接过玩具，认真地端详来端详去，对玩具的转动部位，还摘掉眼镜仔细观察。售货员不耐烦了，问要不要买。秘书虽然不知道任新民为什么这么认真查看玩具，但依老总的习惯，他这么认真，是一定会买的。果然，任新民按说明书上的电路原理图摆弄后，从兜里掏出钱，满意地买下了。
秘书提着硕大的玩具盒子，跟着任老总走出来，不解地看着他。任新民哈哈笑道：“玩具带回北京，明天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外孙。”
跟随任新民多年的秘书非常惊讶。这可真是进步呀！真没想到任老总也会有如此柔情。
1979年出生的任新民的外孙邹平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外公在他心目中是这样的———
“牛人！小时候知道外公是科学院院士，那时候我根本不懂院士是什么，也没觉得院士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可以常常趴在外公背上，搂着他的脖子读书。外公回到家常常习惯性地进书房，我也特别想跟进去，觉得外公的书房好大好大，书好多好多，外公在书房的时间好长好长。等我在清华大学读书并拿到硕士、博士学位时，才深感院士在科技人员心目中的分量。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荣誉。外公学识渊博，记忆力超强，性格倔强，可对我们却不失亲切。他为人正直，充满智慧，执著于事业，视之为生命。他是我们严厉而慈祥的长辈，是我们永生难忘的科学家，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