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任新民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2月12日15时0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任新民（1915.12.5-2017.2.12），安徽宁国人，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获得者，南京大学著名校友。50年代起从事导弹与航天型号研制工作，在液体发动机和型号总体技术上贡献卓著。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主持研制和发射工作。任新民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航天四老”之一。
从大洋彼岸踏上报国路
1948年9月，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这就是任新民。
三年前抱着学业有成、报效祖国的信念，任新民“离妻别子”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三年来，他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初衷。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思念的种子在不断发芽长大。学业有成的喜悦难抵在异国他乡浓浓的乡愁中对祖国的思念，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
不知为什么，任新民近来脑海中总是出现自己离家时还在襁褓中的儿子的小脸。这天，一封来自远方家乡妻子的来信终于证实了任新民心中的不祥之兆。将满三岁的儿子得了脑膜炎不幸夭折了。信纸上字迹模糊，任新民知道那是妻子的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任新民流着眼泪拿起了笔对妻子写道：我对不起你，一个男子汉不仅不能养活自己的妻子，更保护不住自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我必须要读书救国，等我能报效国家后，一定再报答你。
报效祖国的日子终于来了。1949年，中国人民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仿佛是受到了东方太阳的召唤，6月2日晚，美国旧金山的夏夜还未有暑意，但任新民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就要回到祖国，就要看到朝思暮想的妻子，他起身推开窗户，初夏的夜风带着沁人的微凉吹着他滚烫的面颊。他仰望星空，深情地注视着东方，他热切地盼望着明天的到来。
他当时没有想到由于战乱的影响，他的归家之路是那么漫长。
经过近两个月的颠簸后，任新民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家。报效祖国的心愿和新中国建设招贤若渴的环境一拍即合，很快，任新民就成为了当时陈赓领导的南京军区科学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穿上了军装，任新民成为了年轻的共和国的一群特殊士兵中的一员。此时，这里正在进行新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虽然在国外学的专业并非火箭发动机而是机械工程，但是自然科学的触类旁通加上任新民的聪慧和急切的报国热情，他很快就在这个集体里如鱼得水了。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急需一批专家，任新民又随这个集体从离家乡不远的南京奔赴北国。到1955年，任新民已成为一名上校军官。
1956年，当钱学森开始组建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时，任新民被钱学森“钦点”为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当任新民到第五研究院报到时，第五研究院只有两个人。
经过艰苦的攻关，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在中国西部的酒泉基地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中近程导弹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具有了自行研制导弹的能力。
氢氧发动机之争与直言上谏
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
说起“331工程”，尽管任新民总是回避谈自己，但是翻开“331工程”的发展历史，我们却总是发现任新民的身影，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没有任新民的努力，就没有为中国通信卫星发射立下汗马功劳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当初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争论中，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最终确立了氢氧发动机的方案，并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也由此再一次确立了任新民在中国航天界的地位。
拿20多年后的发展载人航天时的飞船和航天飞机之争来比喻当年的这场火箭发动机方案之争也许不合适，但是，在技术争论之中，最能表现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胆识和道德风范。从这一点上来说，任新民恰恰每次在这种时刻，都以一个优秀科学工作者的立场，敢于发表、坚持和修正自己的技术见解，敢于负责,敢于对重大技术问题适时而果断地作出决策。他曾说过：“一个科技人员判断和处理技术问题，一是靠他的基础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二是靠他不断深入实际，从广大科技人员、工人那里，从实践中汲取和补充知识；三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的行动也始终践行着这句话。在他的大半生航天生涯中，深入现场的时间占了大半，他的判断和结论从来都是来自实践。
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火箭第三级是采用保守的现成技术还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推进技术，在定方案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当时看似过于大胆的方案——采用氢氧发动机，以加快我国运载技术的发展。这个决定绝不是任新民的一时意气，而是完全来自实践的支持。
早在1965年，任新民担任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之时，研究所就注重对氢氧发动机的研究论证，并在1971年取得了试验的初步成功，此后一直在进行相关的研究试验。
在那次决定氢氧发动机命运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声音不大但却底气十足的一番话让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氢氧发动机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技术条件与设施设备条件，经过努力一定可以突破技术难关，中国完全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此时的大胆并不是冒进。”在真理面前，一个科学家的胆识使不善辞令的任新民力陈己见时往往能妙语如珠。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搞工程性技术工作的，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也会退化，会‘耳聋眼花’，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这种来自实践的见识，还曾使任新民做出了另一个更为大胆的举动。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正是我国通信卫星工程从起步到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有人主张：为配合我国改革日益加快的步伐，必须提高我国卫星广播通信的能力，不如购买国外的通信广播卫星以解燃眉之急。一时，买星的呼声很高。当时，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卫星通信，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全世界2500多个民用卫星通道，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的手里。自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已经在缩短着和世界的距离，卫星技术也在大踏步地迈进，此时不是泄气之时。在许多场合中，任新民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连给老同学的信中他也表达了这种想法：我们这些人有幸参加了航天事业，如果没有国家大的决策——要干航天这件事，如果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我们这些人即使学有所长，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于是在又一个关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就有了任新民那封被称为直言上谏的写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他的有理有据的“心里话”，打动了当时的国家高层领导。随后，任新民不光用语言也在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那段“心里话”。就在当年，任新民和同事们就发射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随后的短短四年里，中国连续发射成功了四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初步结束了我国通信广播事业租用外星的历史。
任新民一生呕心沥血的长征三号火箭，也为他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长征三号火箭的另一技术关键——纵向耦合振动问题的解决，使我国在大型运载火箭结构与液路系统动态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我国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经验，并开创了我国相关的技术学科；1990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上零的突破。
其实，在任新民的航天生涯中，零的突破何止这一次，凭借着一次次零的突破，任新民就像与他大半生相伴的火箭助推器一样，将中国航天推到一个个光辉的制高点，也正是这一次次零的突破，成就了任新民这位中国航天的泰斗级人物。
事必躬亲的技术副部长
今天，关于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的那个五一劳动节的晚上，任新民作为航天人的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时，周恩来总理向来宾介绍任新民时所说的那句话——“这是我们放卫星的人”的故事已经被无数次引用，成为任新民也成为航天人力量的源泉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运载火箭的历史是和任新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长征一号火箭的初啼到高轨道大力神长征三号乙火箭的发威，再到将飞船和中国人的飞天梦一起送上太空的长征二号F火箭的远征，任新民将他所有的心血都溶入了中国航天。与此同时，虽然显赫的名声伴随而来，但是中国航天界也同时流传着任新民低调作风的不少故事。
虽然一直刻意避开各种光环，但是，当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国开始拨乱反正，中国航天事业在张爱萍的领导下进入恢复发展期时，任新民还是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出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于一向处事低调的任新民来说，副部长的位子似乎太过张扬，好在是分管科研和技术的官，任新民一如既往地做他的科研技术管理工作，在做宏观科研技术管理工作的同时，他的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不允许他高高在上。恰逢这一年正是全国各项事业开始信心重振、蓬勃向上的时候，任新民这一年有一大半的时间都不在家。他奔波于发射场、研究单位、协作单位之间。任新民的认真和使命感，注定了这种忙碌一直伴随着他的航天生涯。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航天迎来三个六六大顺的吉日：7月26日、11月26日、12月16日，中国航天连续有三次成功的发射。对于刚刚调整步伐准备大踏步前进的中国航天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这一年内的“三星高照”也是我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飞跃。应该说当时担任副部长的任新民功不可没。但是他呢，面对记者，却是：“我没做什么，干我们这一行的，一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如果没有全国各部门的大力协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奋斗，我们的航天事业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这话可以看作是任新民对自己的一贯评价，也是他作风低调的真实写照。
这个时期，关于我国航天事业在马上就要到来的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方向、技术途径和技术方案以及技术可行性等方面的探讨正在进行中。作为技术副部长，任新民有不少翔实的论述，并多次主持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展方向的讨论。
1978年的一天，任新民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会面之后，兴奋地告诉妻子，那个美国佬的话他都能听懂。闭塞了太久，只从资料和字典中接触美国，他对早先那个语言和习俗都已熟悉透了的美国已经渐感陌生，今天发现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大脑还能接纳这种语言，他像孩子一样忘情地笑了。在与世界的交流中，语言作为重要的桥梁是多么不可少啊。
1979年这一年，作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新民与来我国访问的欧洲空间局代表团、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代表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代表团、日本宇航科学技术代表团的成员进行了友好的会见与交往。在与这些国际宇航界的专家、学者的交谈中，任新民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受到世界同行的注目油然生发出豪情。早在一年前，任新民即率领中国宇航学会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与美国。国际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使任新民看到了我国航天技术存在的不足，从那时起，他就看到世界航天发展的胜负决定于人。失败，很少输在技术上，大多输在管理上。这进一步印证了周恩来总理为航天研制工作制定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的巨大作用。
1979年7月的上海。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使主要负责人的身心备受比酷暑还难熬的折磨。因为虽然有一系列技术上的原因，但究其元凶当是“文革”期间的混乱造成的管理上的漏洞。这真应了任新民的担心。9月，任新民和国防科委有关领导赶赴上海召开火箭故障分析会。不好激动的任新民这次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大了许多。任新民说话从不讲客套，这就是他的性格。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任新民一上来就把自己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一一道来。作为专家和领导，最后，他告诫在场人员：“制定一套严格的狠抓产品质量的规章制度，严格工艺管理和质量管理，这是航天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这声音一直在上海风暴一号火箭研制人员的脑海中回响。整整两年后的9月20日，风暴一号火箭不负众望，成功地把我国一组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航天史上的首次一箭三星，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巩固了我国进入世界航天技术先进国家行列的基础。
1980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又一次得到提升。中国首次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在这次“飞向太平洋”的工程中，有1000多家工厂、研究所直接参与研制试验所需的各种仪器、装备、元器件等工作，国务院30多个部委局、解放军总部、海军、空军、二炮、各大军区以及27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单位也为这次试验作出了贡献。这个庞大的发射工程的技术总指挥就是任新民。眼看自己亲手哺育的“骄儿”成长为威武的“战士”，任新民怎能不激动，可是外人从他的外表和举止上仍旧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向总理汇报载人航天设想
在任新民的眼里，中国航天就是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亲身参与了他的创建，他的壮大。在中国航天要上马载人航天工程这又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来临的时候，任新民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但是对这位没有晚年的航天专家来说，承担“天降大任”的历史责任感丝毫没有减弱。丰富的研制试验和科技管理经验使任新民在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规划性工作中不断地提出许多具有远见的见解，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时间的车轮回转到80年代中期。作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任新民在担当着最具体的“331工程”总设计师、技术总指挥重任的同时，不忘时刻关注最前沿的航天技术。而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航天来说，最前沿又最具有应用意义的技术莫过于载人航天了。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和地点，任新民曾多次呼吁：“要对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提早进行规划、论证和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以保持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势头，在世界航天高技术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1985年7月，颇具开创意义的中国载人航天的话题第一次被中国航天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避开炎热的北京，当时的中国航天工业部科技委的太空站课题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会上，有关载人航天的各种技术方案及应用前景的讨论决定了这次研讨会决不是一次务虚会。随后成立的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主题专家组和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主题专家组，都使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一开始就瞄准了应用。这也是这项未来工程的“规划师”之一——任新民的一贯作风。
1989年4月的一天，北京。在气象卫星工程研制的间隙，任新民伏案认真地阅读着一份厚厚的资料。那是《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研究论证报告》。这份小小的报告意义可非同一般，中国航天的疆域将从此从只能被动地迎合宇宙空间到可以主动地探索宇宙空间，换句话说，我们将真正进入到茫茫的宇宙空间。读着这份论证报告，作为对史学颇有研究的严谨务实的科学家，任新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绪表露。多少年来，在不少别人看来是让人精神振奋的时刻，任新民却很少将自己的兴奋情绪表现出来。也许在他看来，无论是用超前的科学眼光，还是滞后的历史判断，这一切都是按照预想发生的，并没有什么出乎科学的预料，甚至不会偏离若干年后历史的检验。但是，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宁愿相信当时的任新民眼前展现出了一幅中国载人航天的恢弘画面——
随着1999年11月中国载人航天发出的出征号角，中国的神舟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试验飞船直到五号、六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轨迹将这幅画卷描摹得异常壮丽。
不过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此时的任新民想起了很多……
1978年6月，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代表团到达的第二天，一行人正在日本东京的一家饭店用餐时，被闻讯赶来的记者包围了。日本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上人？
相隔不过两三年后，美国众议院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找任新民。两人见面后，这位主任问的问题的中心意思还是：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上人？
1984年春节，“331工程”试验队整队人马留在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查找第一次发射失利的原因，《文汇报》一位资深记者也好奇地留了下来。在工作间隙他问任新民：“331工程”打成了，中国航天下一步干什么？是否打算上月球？
对于20多年来一直在一个个火箭卫星工程间奔波的任新民来说，以上三个，不，应该是同一个问题的确把他问住了。航天员上天对于当时的中国航天，就像茫茫的太空一样遥远渺茫。但是冷静地想一想，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的“331工程”已经接近尾声，的确该考虑下一步的发展了。放眼国际，里根任总统的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目标就是太空；英国也在着手针对太空飞行研制新型运载器。此时，载人航天的问题的确该被提到中国航天的桌面上了。
1985年7月，任新民以航天工业部科技委的名义，亲自发起并主持召开了上面提到的那次关于空间站问题的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有关载人航天的文集。
1992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的纪念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专委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对中国航天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这一天，任新民踏进了中南海。
任新民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用知遇之恩形容似乎不太恰当，这种怀念不仅是因为“文革”中周总理的点名保护、1970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更因为任新民一直被周总理在对我国航天事业的深切关注中表露出的至高情怀所感动。怀着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任新民踏进中南海的时候，心情异常激动。因为今天作为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他将向如今的共和国总理汇报中国载人航天的设想。从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到今天，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航天将更有信心为祖国的强大贡献力量。任新民将这一天，看作是对周总理的特殊纪念。
李鹏总理听完任新民关于中国航天将发展飞船的意见后，很兴奋，并做了重要讲话，指示：现在是下决心将中国的飞船上工程的时候了。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后，很快组织和健全了论证队伍，并成立了评审组，任新民任评审组组长。
值得一提的是，任新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考虑我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的途径时，起初是将目光瞄准了技术更为先进的航天飞机。但是，随着载人航天技术方案论证工作的深入，到了90年代，他认真地听取并研究了各种技术方案，综合考虑我国经济、技术、研制经费和进度等方面的意见，改变了自己原先的想法，表现出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坦荡无私的胸怀。
在载人航天工程论证中，任新民还一直倡导和坚持了两项对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的建议。一是轨道舱留轨的利用，将留轨舱作为一颗对地观测卫星，又可作为交会对接目标，能大大提高经济效益；二是提出“搞天地往返系统不是最终目标，必须建立永久性的空间站”的建议。他同有关的科技专家和科技人员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形成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分三步走的设想。
伴随着中国航天的发展之路，任新民的名字一次次在中国航天的历史上留下闪光的传奇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