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我校杰出校友钱令希院士逝世十周年。7月，钱令希院士之女钱唐女士撰写的《追寻父亲钱令希的足迹》专题纪念文章几经修改，现郑重授权“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会”发布。文中不少内容系首次披露，部分插图亦为首次公开。
杰出校友钱令希介绍
钱令希（1916—2009），江苏无锡人，工程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6年毕业于中法国立工学院，以土木工程系总评第一的成绩获中比庚款资助赴比利时留学，1938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最优等工程师”学位，同年秋回国到达云南昆明，历任叙昆铁路工程局、川滇铁路公司工程师，云南大学土木系教授，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工程师，浙江大学土木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起在大连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工作，历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大连工学院院长、顾问等职。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1981年—1985年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1992年—1996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曾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会长，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协会理事，国际计算力学学会常务理事；2006年10月被评为上海理工大学首届杰出校友。
序
人生是对生活道路的不断选择。1928年，在伯父钱临照指导下，十二岁的父亲钱令希选择了上海的中法国立工学院（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之一）。在那里，他学习了八年，其中在法文预备班学习了一年，然后高中三年、本科四年。1936年，父亲二十岁时以土木工程系总评第一的成绩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勤奋向学的校风，诲人不倦的师长，朝夕相处的同学，塑造了父亲为科学献身的素质。母校多年的培养.激发了父亲不断自律、勤奋前行、勇于探索、创新求真的进取潜能。父亲一直不忘母校培育之恩，在耄耋之年更甚，他曾几度访问母校。为追寻父亲的足迹，我在2017年也访问上海理工大学，受到有关部们的热情接待。这次访问让我对父亲在母校的学习生活有了感性的认识和体验。
饮水思源。在父亲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依托多年来对父亲足迹的追寻，写下此文，献给父亲感恩的母校，献给父亲挚爱的人民。我希望读者能通过本文对他曲折艰辛但丰富多彩的科教人生有所了解。我也借此机会感谢与父亲共事、交往的朋友们，感谢所有帮助我实现寻迹愿望的朋友们。
钱令希的女儿 钱唐
追寻父亲钱令希的足迹
钱令希(1916 - 2009)
目 录
（一）灵气流蕴鸿声里
（二）书香馨润亲仁堂
（三）学习之路慎起步
1.无锡鸿声里小学（5-9岁）
2.无锡梅村镇高小（9-11岁）
3.苏州中学（11-12岁）
（四）赴沪求学憧憬未来（12-20岁）
（五）兄优弟随庚款留学（20-22岁）
（六）留学归来抗战报国（22-27岁）
1.学业有成求职心切
2.叙昆铁路工程生涯
（七）科教扬帆在浙大（27-36岁）
（八）半世情缘在大工（36-93岁）
1.奖掖后学勇当伯乐
2.非常时期布衣之交
3.献身科教效春蚕
（九）科学研究忌急躁
1.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式方案设计（1958-1960）
2.第一代核潜艇设备的研究（1962-1976）
3.大连鲇鱼湾栈桥的设计与修建（1973-1975）
4.JIGFEX和DDDU程序系统的研发（1975-1982）
（十）桑梓情愫母校情怀
1.家乡鸿声里
2.母校梅村中学
3.母校上海理工大学
（十一）为人师表永烛后学
（十二）三省勿忘四箴宜佩
（十三）科学征途寻常马
转眼之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走进大连理工大学的校园里，在父亲工作的工程力学系楼前、在校园东山和市内南山住过的房子旁，我都驻足沉思良久。
当年校园街道上种植的法国梧桐树，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浓荫蔽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里有他的脚步，这里有他讲课的朗朗之声，这里有他科研之中思想迸发的火花，这里有他为我们留下的赠言墨宝…。父亲称自己是知识分子，那我就从他的童年开始追寻这位知识分子的足迹。
(一)灵气流蕴鸿声里
1916年7月，父亲降生在江苏无锡啸傲泾北岸的鸿声里，即现在的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鸿声社区。
啸傲泾是一条不足三华里长的小河，潺潺流淌至今，一直哺育着两岸钱氏家族子孙。如古语“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言，啸傲泾钟灵毓秀。
父亲出生地亲仁堂旧址前的啸傲泾依然缓缓流淌
从啸傲泾北岸的鸿声里走出了六位院士（详情见“鸿声六院士的关系图”）。这六位院士是吴越始祖武肃王钱镠第十八世三兄弟钱种德、钱顺德、钱正德的直系后裔，也可以说这六位院士都属于钱氏文林三德支，其中四位院士与祖父钱伯圭（名秉瓒）颇有渊源。祖父是他们的小学老师。我对祖父的了解是从国学大师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和《师友杂记》开始。1989年，我在美国的一家华人图书馆里看到一本杂志《民国人物》，其中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是《八十忆双亲》。第一页上“钱伯圭”几个字让我怦然心动。钱伯圭不正是我的祖父吗？《八十忆双亲》这篇文章颠覆了我过去对祖父的认知。伴随我对祖父由无知、陌生、到了解，对老人家的敬意渐然而生，进而，开始了对家族的寻根之旅。
当时在果育小学就读的钱穆就对钱伯圭的教学与引导钦佩感恩，直到晚年没齿不忘，把自己之成就，都归功于“伯圭师启之”。他在《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中曾这样忆述：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完成初中后，钱穆要去常州继续读书，他的老师钱伯圭连夜赶到他的住处告诉他被录取，并且跟他的兄长讲：“今夜即速为汝弟整理衣物，明晨可随众行。至于床上枕被铺盖，我已代为筹措，明晨当径送船上，勿再操心。”钱穆写道:“因为伯圭师知余家贫，仓促间不易办此一大事也。”上路的那天，祖父还专门派管家把东西送到钱穆去常州的船上。
（二）书香馨润亲仁堂
童年的父亲和家人生活在亲仁堂。祖父钱伯圭是武肃王钱镠第三十五世孙，早年入读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系中无锡第一代准大学生。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了“墨水瓶”事件，由于老师和校方对学生采用专制武断手段，激起全体学生退学来抗议。素有民主思想的蔡元培先生也愤而辞职，跟随学生一起离校。祖父也因此从南洋公学退学，旋即转入进步团体“中国教育会”为这批退学学生专门成立的“爱国学社”继续学习。半年后，因“苏报”案发，爱国学社停办，祖父便离沪赴湘，加入华兴会，拟参加在长沙举行的反清武装起义。不料计划提前泄露，华兴会会员及牵连的人立即逃往别地，祖父也返回无锡。在乡邑，祖父带动全家男丁剪掉辫子，名噪一时。1911年，祖父参加光复无锡的斗争。祖父是辛亥革命志士，并且乐善好施，热心教育，崇尚科学。祖父担任过锡金军政分府司法部庶务，从事司法行政工作，还担任过钱氏义庄的董事。
钱氏义庄是我的嫡先祖钱洪声（名维镛，武肃王钱镠第二十八世孙）在1700年左右筹建，后由其儿媳杨氏、孙媳周氏同心合力完成（见钱永根撰文《钱氏义庄记》）。钱氏义庄建在啸傲泾北岸的鸿声里，亲仁堂东面不到一里地。遵循祖训“幼孤有养，老者有归、贫困粗茶淡饭无忧，寡孤病残四茕得恤”。钱氏义庄赡族济贫、办学有成。在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钱氏义庄创办人杨氏和周氏受三部院给匾嘉奖，督额“节义同风”、抚额“高义双美”、学额“苦志敦伦”（见钱志仁撰文《钱氏人才无锡多》）。
（三）学习之路慎起步
1.无锡鸿声里小学（5-9岁）
1908年，祖父与他人一起在钱氏义庄内办新学，建立南下初等学堂（四年制初小）。该小学在近百余年历史中，相继更名为“鸿声里小学”“鸿声中心小学”，现名为无锡市泰伯实验学校，拟用泰伯的至德精神统领教育，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领会传承吴文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精髓。
1921年8月，刚满5周岁的父亲入读鸿声里小学。祖父在这所新式小学里实行新的教育理念。1912到1915年期间伯父也在此校就读。因此可以说，伯父、父亲俩的第一位老师是祖父。
后来，鸿声里小学易址。钱氏义庄房产由乡镇企业所用，不幸在1978年11月底的一场大火中烧毁。鸿声钱氏家族的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产遂不复存在，但是钱氏义庄所承载的文化精髓，钱氏先祖为造福乡亲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不屈不挠的艰辛付出深深影响着在这里读书的钱氏后人。
1991年9月，父亲访问母校鸿声中心小学
2.无锡梅村镇高小（9-11岁）
四年后，父亲初小毕业后，在祖父母的同意下，一个人离家进梅村镇的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现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住读。该校创办于1913年，是新学制（史称“壬子学制”）下无锡县新创办的六所高等小学之一，教学上特别注重国文、英文和算术，学生大都是来自坊前、鸿声里、七房桥、荡口等地的住读生，教师也都住在校内，师生和睦共处，老师在生活上对学生关怀备至。那时该校校长是父亲的舅舅华澄波。舅爷爷曾获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的银质奖章。舅爷爷当时没有儿子，格外疼爱这个调皮聪明的小外甥，让父亲和他睡在一张床上。父亲原来的名字是祖父所赐的“臨熹”，三十多笔画、父亲书写感到特别困难，怎么也写不好，于是舅爷爷想了一个办法，取“臨熹”谐音，把名字改写成“令希”，一下就减少了十几笔画。
舅爷爷把父亲的名字简化，这让父亲明白事情简单一点好。自己的名字自己写起来都费劲，如何让别人写出自己的名字？后来，力求简单、化繁为简的风格也体现在父亲后来的教学研究上。
3.苏州中学（11-12岁）
秉承世代书香，接受父兄的严格督学，父亲轻松学完了小学六年，顺利考取了江苏省省立苏州中学。
苏州中学当时的校长是教育家汪懋祖，他曾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被誉为国学大师的钱穆也在苏州中学教书。还有王国维、吕叔湘、吕思勉、颜文梁、胡焕庸、邵鹤亭等人先后在此执教。父亲晚年回忆苏州中学提到这些教师说，“可见教师的水平之高。”在这里，父亲虽然把书读夹生了，但是这些高水平教师对父亲的影响是长远的。
11岁的父亲一个人来到苏州。初到城市，看到什么都很新鲜，贪玩，上课溜号，老想着下课如何玩。远离家庭的严厉管教，学了一年，父亲仍然背不全英文26个字母，历史考试也是不及格。此刻，父亲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苏州中学虽好，可父亲却感觉在苏州中学的学习，像做了一锅夹生饭，回锅也煮不熟了。父亲想换个学校，最好是不学英语的。
当时伯父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伯父年长父亲10岁，并且聪明好学，严以律己。暑假，伯父从上海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弟弟学习成绩不好，深知弟弟不是笨，是不懂学习的意义，所以贪玩，自己惯自己。于是伯父耐心对父亲讲道理，指导学习，还帮助他选择了一所在上海的学校，这所学校就是中法国立工学院，是学法语的。该校法文名为Institut Technique Franco-Chinois de Shanghaï。
在暑假100多天里，父亲认真读书、专心备考，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跳过初中，顺利考入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附属高中部。于是，父亲重拾信心，并由此走上了科学救国的求学之路。
父亲晚年在回顾自己求学的经历时曾说：“学习如同在硬木头上拧螺丝钉，开头先要搞正方向，锤它几下，然后拧起来就顺利了。否则钉子站得不稳不正，拧起来必然歪歪扭扭，连劲也使不上。求学之道慎起步啊!”父亲是从“问题严重”的初中一年级读书失败经历中才悟出这个道理的，正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后来，他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给包括自己外孙在内的青少年谈起这段“慎起步”的求学之路，并将之升华为《治学格言》：“学习，慎起步，要打好基础。研究，忌急躁，要锲而不舍。”而且还手书《治学格言》赠予晚辈与后学。
（四）赴沪求学憧憬未来（12-20岁）
父亲于1928年9月入读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前后共学习了八年，其中一年法文预备班、三年高中、四年大学。第一年专学法文，学生的淘汰率非常高。
大三第一学期,父亲（左七）与同学参加土木工程测量实习（1934年）
父亲吸取苏州中学的教训，一开始就严阵以待，卯足了劲读书，把法文的26个字母背的烂熟，对发音和文法也牢牢掌握好。用父亲的话说：“高一我是用劲锤自己的一年。开了个好头，以后三年就顺利了。进了大学的第一年又锤了几下，把微积分学得比较扎实，这对此后几年的学习颇有好处。”
父亲的大学毕业成绩优异，未经留学考试，直接取得中比庚款资助赴比利时留学的资格。
1936年9月6日无锡《人报》对此还有专门的报道，并刊有父亲的半身毕业照：
邑人钱令希，…鸿声里人，为钱伯圭先生之次子，向在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攻读。在四学年内，以八个学期均列冠军，至今夏毕业时，承中比庚款委员会之特议，不再经过留学考试，即允官费资遣比国留学，专攻土木工程，以期深造……其兄钱临照于两年前考得中英庚款官费资赴英伦入伦敦大学专攻声光学。
（五）兄优弟随庚款留学（20-22岁）
1937年,伯父钱临照与父亲在欧洲
1936-1938年，父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攻读
当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父亲有两个选择：一是选课读研究生，得个研究生学位；二是读大学本科四、五年级，得个工程师学位。
父亲选择了后者。那两年间读了不少课程，包括土建、机械和电机等，而且偏重基础知识。父亲说：“由于法文和数学底子还行，读起来还比较顺利，还参加工程实践，毕业时获得‘最优等工程师学位’”。
父亲之所以不读研究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学习并掌握祖国最需要的科学技术比读高学位更重要。伯父钱临照带领父亲走上科学报国之路，就是不求功名，只求多学习，多做事。1934年，伯父通过中英庚款项目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三年后准备到柏林继续“晶体力学强度”的研究，此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伯父的导师严济慈先生致电伯父，伯父毫无犹豫地放弃自己正在研究的专题，启程回国，为支援抗战，设计、生产前线急需的光学玻璃、显微镜等。他们兄弟俩都没有去攻读最高学位，而是用更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去做祖国最需要的事，正如1936年伯父与父亲自勉的那样：“让我们两个人做三个人的事。”
（六）留学归来抗战报国 （22-27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欧洲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伯父中断学习启程回国。先到北平，按照老师严济慈的安排，独自把北平物理研究所的设备辗转运到了云南昆明。1938年，父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毕业后立即启程回国，追寻伯父的脚印也来到了云南昆明。
1.学业有成 求职心切
父亲理想的工作是在大学教书，于是他直奔云南大学申请工作。面试时，他被问到：你学的外语是英语吗？父亲说：“不是”。父亲后来说，“面试时，我岂止被问英语这一个问题。我知道至少有三个问题我是不能给出满意答案：你是清华毕业的吗？你是留美的吗？你拿到博士学位了吗？”
可想而知，这些问题问下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也难怪，此时的云南大学刚升为国立大学，也是全国前十名大学之一。校长熊庆来是著名的数学教授。为提升云南大学的水准，他制定“慎选师资”的人才招聘政策。父亲22岁留学回国，心怀大志，找第一份工作就受挫，我想他一定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打击。这要是别人一定会消沉，抱怨，可是父亲不是这样想。他知道云南大学对应聘教职的人要求很高，会英语的自然优先考虑。父亲把云南大学校的婉拒当成逆袭的动力。
2.叙昆铁路 工程生涯
急于科学报国，于是父亲走进当时的叙昆铁路工程局局长沈昌的办公室，自荐求职。沈局长说暂时没有空缺岗位，正巧这时有人跑到局长办公室要局长增派一个人。父亲求职心切，说：“我去吧。先试用，行的话就把我留下来。”沈局长说：“那就让钱试用去吧。”于是，父亲在叙昆铁路工程局工作时就有了一个“钱试用”雅号。父亲在叙昆铁路工程局工务课桥梁股从最底层工程技术职务做起。
1942年8月，26岁的父亲有了4年工程实践经历，并且英文水准明显提高，被国立云南大学直接聘为土木工程学系教授，跳过讲师、副教授。从此，父亲从教六十余载。同时，他做工程，研究力学问题，后来在中国开创了计算力学学科。如父亲说“入道”第一年的经历，为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为工程建设服务的思维准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父亲常常与年轻朋友分享自己的求职经历。特别对那些找工作不顺利的海归们说，遇到一些挫折不一定就是坏事，关键是如何对待挫折。对工作先不要挑三拣四，要好好工作，做出成绩来，心仪的工作就自动找上你。在《服务意识方法意识学科意识》一文中，父亲是这样描述他在建设叙昆铁路的经历：
1938年……回国后，来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城市昆明，参加四川叙府至云南昆明的叙昆铁路的建设。当时国内采用的是一套美国系统的技术规范，我一时接不上轨。好在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缺的是实践经验，需要在工程实践中锻炼和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这年冬天我和一位老工程师在人烟稀少的西南边陲进行桥梁踏勘，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几个月时间，我们凭着两条腿，在一百四十多千米的线路上为一二百个桥梁、涵洞定型定位。连续几年的工程实践，特别是“入道”第一年的经历，为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为工程建设服务的思维准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段工作使我懂得了知识必须依赖于实践和服务于实践的道理，也使我懂得了任何事情总是平凡的、琐碎的、具体的，但是关系重大，不能有一点疏忽。
艰苦的工作环境，贫乏的物质生活，难不倒父亲。满怀报国的激情，父亲不畏艰辛、付出努力做出了成绩，也锻炼了体魄。晚年时他还能爬山疾走。
在昆明，父亲遇到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另一半，也就是我的母亲倪晖。1942年2月，父母在《中央日报》昆明版第1版广告栏目中刊出一则简短的结婚启事：奉家长命，谨詹于二月八日，在昆明黑龙潭结婚。国难期间，一切从简，特此敬告诸亲友。
他们从相知相爱，到相守六十三载。
（七）科教扬帆在浙大（27-36岁）
1943年10月，时任浙江大学工学院代理院长的王国松教授从桂林开完年会，途径贵阳回遵义去的时候，特地找到已在贵阳茅以升任处长的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任职的父亲，邀请他去浙大工学院土木系教书。王国松是在桂林的会议期间从刘恢先那里知道父亲的。父亲慨然应允，并于1943年12月入职浙大。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父亲住在杀猪坊对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晚上就着桐油灯备课、看书、写作，但他并没有因此稍有懈怠，更没有急躁，而是秉着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学风，一方面广交学术朋友，认识了许多学有专长的老师，一方面埋头钻研，取得科学研究的进展。他还在校内作学术讲座，竺可桢曾亲自去听讲，并给予热情的鼓励。
在云南时，父亲根据在澜沧江造的悬索桥，对其中的力学原理研究，获得两点重要的发现：一是非线性因素对悬索的拉力幅度虽有影响，但对其在桥梁活载下的变化规律却影响很小；二是非线性因素对加劲梁的影响可以用一个柔度系数来表征，该系数在恒载与活载给定的比例下是相对稳定的。依据这两点发现，父亲对悬索桥的非线性分析做了高度简化，推演出一套完全是显式的计算公式以及供工程师使用的曲线，借助于计算尺仅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一个设计方案的力学分析。”
就这样，父亲写出了一篇有独创性的学术论文——《悬索桥理论及分析之改进》此文也得到茅以升的高度评价。另外，1945年1月，父亲还完成了论文《梁与拱函数分布图与其感应图之连锁关系》。同年，父亲先后以这两篇论文申请国民政府第五届（1945年度）学术奖。桥梁专家、老上司茅以升是这两篇论文的推荐人。通过同行专家初审、小组审核与表决后，父亲以这两篇论文荣获第五届国民政府“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应用科学类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1945年，父亲又把《悬索桥理论及分析之改进》用英文《A Simplified Method of Suspension Bridge Analysis》发表在《现代铁路》杂志上，该文又经当时内迁重庆的北平图书馆推荐，于1948年在《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报》上发表。1951年，由于该论文的创造性和深入浅出、面向工程的风格，经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结构分会推荐，ASCE拟颁授父亲1951年度莫采夫奖（Moisseiff Award 1951）。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成立于1852年，是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专业工程师协会，也是全球土木工程领域的引领者，设的奖项极具权威。1951年中美两国已在朝鲜开战，父亲断然拒绝了领奖。他在给美方相关部门的回信中明确表示：“既然两国交兵，我不要这个奖。”后来这个奖临时改授给了美国力学家尚利（F. R. Shanley）。
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父亲曾开设一门选修课——高等结构力学。土木系1946级选修这门课的只有胡海昌和潘家铮两个人。然而这并不影响父亲的教学热情，他索性把上课改成了形象生动、充满启发性的座谈。父亲还带着学生胡海昌、朱兆祥等研究变分原理，在中国把变分原理这条路走了下去。父亲非常佩服束星北先生。1950年，束星北先生邀请年轻的父亲讲余能原理。父亲讲完了，束星北先生思考了好几天，见到父亲没有说什么。父亲庆幸自己讲课过关了。2005年，父亲因病住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他提起在浙大的往事，感今思昔。
1950年，《中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父亲的论文《余能原理》。这篇论文给出了余能的定义，并对这一物理概念作了形象的描述。父亲“文革”前的主要科研助手、中科院院士钟万勰发表在计算力学学报的《“余能原理”引领中国变分原理的研究》是这样叙述的：
钱令希先生在其1952年出版的专著《超静定与静定结构学》中，专用一章“余能原理”对他发表的这篇短文做了更为条理分明的阐述，并且补充了用余能法求结构之变位及应力……钱令希先生的远见卓识开启了中国力学工作者对力学中变分原理的研究，钱令希先生对直梁曲梁的研究方法也非常有启发性。
胡海昌先生自己在其专著《弹性力学的变分原理及其应用》一书的序中指出“钱令希同志发表了《余能理论》一文，打响了我国研究变分原理的第一炮，带动了一批土生土长的同志开展变分原理的研究，在活跃的学术气氛中，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就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形势。”
在浙大，父亲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把胡海昌推荐给中国科学院从事力学研究；把潘家铮送到水利建设的一线进行现场工程的研究。父亲说，人和人是不同的，胡海昌，如果让他去治淮，他最多就是个平平常常的工程技术人员，而如果让他去搞理论，他肯定能搞出成绩来。胡海昌1954年提出的三类变量变分原理，这项成果国际上称为“胡—鹫津原理”（Hu-WashizuPrinciple）。潘家铮是著名水利水电专家。他们俩都在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并均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八）半世情缘在大工（36-93岁）
1951年底，父亲应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本文均简称“大工”）院长屈伯川博士的”三顾茅庐”之邀来到大连工学院。大工急需师资，但是生活与工作条件比浙大差很多。父亲让妈妈带着我和哥哥1951年9月到大连，家属先行，不给自己留后路，让大工放心。1951年底，他给学生上完课后就来到了大连。从1952年1月起，父亲就再没有离开过大工，与大工乃至大连结下半个世纪的情缘。父亲献身科教在大工，扎根生活在大连。父亲热爱大连这片土地，敬重这里的人民。父亲把他们夫妻的安息茔地选在大连一座面向南能看见大海的山上，感恩大工给他一个献身科学的平台与环境，不忘大连人民给予他无限的温情和厚爱。
1.奖掖后学 勇当伯乐
兴学育才则国盛。作为钱氏子孙，父亲深深懂得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他惜才爱才，荐贤举能，把学校朔造成良好的育人环境。
在大工的校园里，一直流传着“伯乐识千里马”的故事。讲的是钱伟长的助教钟万勰在反右运动中被下放，远离科研工作。父亲的学生胡海昌把“只专不红”的钟万勰推荐给父亲。当时谁都不敢要钟万勰，“可偏偏惜才如命的钱令希敢要！”父亲在《缅怀老院长屈伯川同志》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还有一事也使我感动。1962年，我们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达成了一项人才交换的协议。我准备把很有才气，在学术上很有前途的一位青年（注：钟万勰）调来。但由于他曾为一位被错打成右派的著名学者说过公道话而在团内受到处分，因此这件人事调动在学校有很大阻力。屈院长了解情况后，给这位年轻人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迅速把他调来大连。
1969年，曾在大工力学系读研的程耿东和林家浩均在军垦农场锻炼后分配到沈阳市当中学教师，远离力学专业。这是父亲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这时，父亲就借去沈阳开会的机会去见程耿东和林家浩，说：”现在你们在中学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力学本行也不能丢。特别是还建议我们要注意电子计算机在力学发展中的作用，这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十分重要。”父亲一面鼓励他们，一面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大工。
对国家有利，父亲必谋之。下定决心之后，那么如何操作？通过本单位出公函去调人是不可能的，那就从外部想办法。考虑到自己身份太过敏感，不方便出面，父亲自己出资委托大工年轻教师孟淑华去跑这件调动的事。孟淑华多次坐火车到辽宁省教育厅等部门。两个中学开始不同意放人，理由是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需要继续教育和改造。后来说如果省里同意，他们学校就同意放人。而当时辽宁省“革委会”既不愿意也不敢点这个头。父亲最终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曾在大连工作过的张知远。张知远当时任辽宁省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辽宁省文教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又在“三结合”中恢复工作。父亲又请孟淑华直接去沈阳找张知远，向他介绍这两位中学老师是国家急需并且难寻的人才。张知远深深被父亲为国家求贤若渴、敢做敢为的精神所打动，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帮忙，还表示如果出了什么事他愿和钱令希一同担责任。1973年3月，就在邓小平复出之时，程耿东和林家浩的调令下来了。据说这样调动人才在当时是全国第一次。
林家浩后来回忆道：“他（钱令希）要我们耐心地等待三年，千万不要对前途丧失信心。…果然，刚过三年，即1973年3月，我们就被钱老以配备助手的名义一起调回了大连。”
1978年后，国家开始派遣学者出国留学交流、进修、学习。父亲顶住压力推选了程耿东和林家浩分别去丹麦和美国。程耿东和林家浩没想到，学校里有那么多教师政治条件好，他们却成了大工最早公派出国的学者。
隋允康是旅大市的三好学生。1965年，在大工读本科第三年，提前被学校通知考父亲的研究生。还没报考，全国就全面停课了。1968年末，隋允康分配到部队进行军农锻炼。1976年后，他很想通过考研回到大工。父亲和他书信来往，建议他不要考研，尽管这条路容易走。父亲因才施教，对他说：“读研是为了学会研究，你独立进行了研究，也发表了论文，不用专门花时间去学习怎样从事研究了。”这次是跨省调动，难度极大。父亲又是用老办法。经历一年多的更大努力和曲折，1978年4月，隋允康最终从吉林省通化地区调回大工，实现专业归队的愿望。在博士学位非常看重的年代了，隋允康的确如父亲教导那样，没有读硕士或博士学位，一直在科研教学第一线上。
父亲设法调动和亲自培养的这几位学生和科研助手工作都非常出色，在力学研究上颇有建树，其中钟万勰、程耿东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非常时期 布衣之交
1967年夏，时任凌水公社庙岭大队生产队长的金孝发带领社员们到只有一墙之隔的大连工学院校园的水泥路面上打麦子，看到父亲挨批斗，心中不忍，于是与造反派商量，将父亲借到庙岭大队“继续接受批斗”和“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金孝发用这种方式，把父亲保护起来，避免挨批斗。来到庙岭后，父亲巧用力学知识帮助农民解决了许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设计了一个利用污水灌概果树的水利系统；设计了一座不用钢筋的拱桥；设计了一个不用木材的小学教室屋顶。
《光明日报》曾以“三次设计”为题进行了报道。一“金”一“钱”在文革时期中成了布衣朋友。1998年新春，父亲又徒步来到庙岭。回想起当年的时光，他感慨万千，于是挥笔书写了一副对联赠予已是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的金孝发同志：春风吹大地万象更新经济腾飞庙岭村，科教兴中华百花齐放人才辈出凌水河。
3.献身科教效春蚕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邓小平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这句话掷地有声，极大增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想到自己重新可以正大光明带学生搞科研，重新上讲台,想到女儿和千千万万的失学青年也可以通过考试进学校读书，父亲无比兴奋，夜不能眠。科学春天生机勃勃的气息让父亲思绪起伏，心潮澎湃。他不由想到李白的《行路难》，随即在笔记本上写下一篇短文，其中一段：工作千件万件，最重要是培养人才，当好人梯，让更多的中青年踏着自己的肩膀向上攀登。对我们来说余生的每分钟都是珍贵的。我们要像春蚕那样，直到吐尽最后一根丝。献身科教效春蚕，岂容华发待流年；翘首中华崛起日，更喜英才满人间。
《钱氏家训》曰“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父亲有一点诗文的功底，源于“诗书需读”家风的熏陶和祖父的严格督学。父亲诗里第一句是“献身科教效春蚕”。对春蚕情有独钟，这与他在少年时代祖父的“春蚕”亲子教育分不开。
我几次回老家无锡鸿声里寻根，追寻父亲的少年时代的足迹。2018年，我参加了钱俊瑞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活动。其间，我与鸿声宗亲相聚，畅谈家训家风如何恩泽后人去建设美好生活。借此机会，我也了解到父亲小时候的趣闻。族兄钱新伟先生告诉我他祖母常讲我祖父如何教诲自己的儿子读书。父亲在初小读书的时候，同桌是蚕农的孩子。他跟这个同学很要好，放学回家后常到他家去玩，还将自己的一些小人书、玩具等与同学一起分享。在同学家中，他饶有兴趣地看到一些在镇上居民家中看不到的东西，如养鸡、养鱼、养蚕。同学就带父亲到他家的桑田去采桑葚吃，他也帮同学采桑叶回家喂蚕，一起听蚕宝宝吃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蚕宝宝慢慢长大，吐丝结茧。在这个时候，祖父带着父亲到这个同学家中，送他些练习本子、铅笔、橡皮。然后从他家讨得十到二十个茧子，拿到家中，用线串成一串，挂在墙上，并在后面衬上一张白纸。不几天，茧中的蚕破茧成蝶。雌蛾与雄蛾交配之后，雄蛾死了，雌蛾就在这个白纸上产卵。这样，蚕的使命就完成了。祖父督导父亲学习诗文算数，也引导他观察自然，动手实验。父亲了解养蚕的过程体会到学以致用，知行并重的妙处，也学到春蚕吐丝结茧的牺牲精神。
祖父一向重视孩子学习诗文。父亲学习了许多，其中有李商隐的《无题》诗。这首诗中的第三、第四句表现诗人对爱情的坚守。“春蚕到死丝方尽”牢牢地印在父亲的脑海里。父亲62岁的时候，借用《无题》的诗句抒发献身科学的豪情壮志。
（九）科学研究忌急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