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贝聿铭（右二）成为法兰西艺术学院外籍院士，偕妻子（右一）出席获封仪式

贝聿铭与夫人陆书华。

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左）和贝建中
 

2017年，在贝聿铭100岁寿辰之际，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前往“贝氏建筑事务所”（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采访了他的两个儿子——同样是建筑师的贝建中和贝礼中，为我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

我的父亲母亲

记者：贝聿铭先生回忆说，因为他的父亲（贝祖诒）比较忙，他幼年时跟母亲关系更亲近。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是西式的，还是传统的所谓“严父慈母”的东方模式？

贝建中：我们完全是在西方教育下长大的。我的大哥是1944年出生的，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和哥哥、弟弟之间说英文。父母并没有特别教我们说中文，因为他们想早晚会回中国，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说中文了。我的父亲来自上海、苏州，所以父亲会说上海话，母亲来自天津，她讲普通话，但有趣的是，他们都说广东话。我到妈妈家那边，听他们说普通话；到爸爸家这边，听他们说广东话，回忆起来很有意思。

贝礼中：我们虽然是在非常西方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在家庭中，那种人际关系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的。我们非常尊重父母和儒家的思想，这都是非常东方的观念。我们经常一起聚餐，即使我们都结婚了，我的母亲也会在周末将大家召集起来，吃饭或是进行其他活动。母亲去世后，我们依然常与父亲聚会。这种亲密感，正是家庭的重要所在。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我父母都经历多年的美式教育，他们英文都讲得极好，可以说非常好地融入了美国的生活，而这种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也帮助了我父亲的职业生涯。

记者：我知道你们的母亲不但出身优渥，也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为了贝聿铭先生的事业，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你们的父亲曾经说她是他“最好的顾问”，母亲对父亲的事业、对整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贝礼中：我非常高兴你问到我母亲的事，我相信父亲对此也会很开心。在很多家庭，女性角色都被丈夫所笼罩。在我们的家庭中，父亲成功的前提就是我母亲的参与。我父亲总是在外忙碌，那时候我们上寄宿学校，母亲与我们很亲，但另一方面，又让孩子们与父亲有一点距离，以让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母亲也常常将我们聚在一起，夏天，我们会在郊外一起度假。

我的母亲是非常优雅、非常知性的一位女性。她从不惧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直率对我父亲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母亲也有建筑的造诣，当年在哈佛学的是景观设计，所以她知道建筑师这个行业有多辛苦。她有极好的品位，也总能将自己的好恶传达给父亲。我确定，她也帮助了父亲早年间的工作，而且给予了父亲极大的信心和支持。我父亲非常相信我母亲的眼光。他们互相尊重，十分恩爱，同时也都很有幽默感。我敢说，他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在时事、政治这些方面，我母亲要比父亲参与得多。她非常进步，也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也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父亲更加内敛，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其实他与我母亲基本上有共同的价值观，但他太出名了，所以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更小心些，因为必须与许多人打交道。

贝建中：母亲的兴趣与父亲的兴趣相同，她对父亲的职业参与得比较多，父亲也相信她的眼光。从这一点上说，我不觉得母亲被父亲“遮蔽”。

建筑师之路

记者：1952年，贝聿铭先生在纽约郊区卡托纳（Katonah）为小家庭修建了一座私人度假屋，这是他的第一个私人住宅，是一座完全现代主义的建筑。你们对“建筑”的第一个概念是否来源于此？

贝礼中：是的，它的外形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现代建筑和我父亲工作、想法的窗口，因为我们观察了施工的全过程。虽然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做建筑师，但我想这栋建筑一定起了影响。

记者：在你们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意识到父亲是一位“大人物”的？

贝礼中：上世纪60年代，我十四五岁时，当时父亲在费城主持一些建造住房的工程，我看到他设计的建筑，那时就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在高中时，父亲成了报纸上猜词游戏中的人物，特别是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完工之后，他的名声更大了。当时我还在寄宿学校，突然就发现父亲上了头版，每一张新闻报纸的头版。那时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时我意识到为什么他如此被尊敬。

记者：作为一名建筑师，你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

贝建中：建筑涉及方方面面，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在事务所里，我们有在某些领域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是成为一名领导者，必须要知道一切事情，当然你不必对每个细节都了解得如专业人士一样，但建筑师必须给其他人以指导，包括与他们合作的工程师，比如结构工程师、空调工程师……如果你懂工程，工程师才会尊敬你。你要用足够的知识，去挑战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师是最后一个“你必须知道一切”的行业。在西方文化里，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人”——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既是一个绘画家、建筑师，也是雕塑家、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似乎了解一切知识。今天是不可能了解“所有事情”的，但建筑师，我会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文艺复兴式的职业”。在我眼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了解很多方面知识的建筑师。

贝礼中：父亲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综合能力。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文化背景，一部分是因为他总是对历史、文化和人们都非常感兴趣，他为了理解这些背景，沉浸其中。在他开始设计之前，他必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我也能感受到这些，但我并没有他这样的能力。

父亲设计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是可以解释这种能力的完美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日本的美秀博物馆……这些都要求他必须理解一种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阅读，学习，研究询问专家，向别人寻求意见，然后再去实地勘察。他曾经去阅历许多方面的事情，然后提炼其中的要素。他将建筑看作一种提炼的过程，它应该非常纯洁、清晰，这是他的追求。

这是一种融入各种环境后发现精髓的能力，这对他做公共建筑非常有帮助——父亲职业生涯的大部分设计都是公共建筑。我期望自己也能够做到，但我不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当然，父亲也非常幸运，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非常棒的人，他们总能给他很大的空间和自由。比如肯尼迪的项目、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还有德国总理科尔、卡塔尔酋长……他们都愿意让父亲可以独立工作，父亲也总能交出很棒的作品。

记者：你们会称父亲是天才吗？

贝礼中：是的，我会称他为“天才”。我不轻易用这个词，但我会这么形容他，或者说，他有超凡的能力。我之前提到了融会不同文化的能力，还有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去观察、阅读和探索。他总是很有好奇心，又很有自制力，同时又很努力。他具有从现象中抽取本质的能力。有很多建筑师能想出奇妙的点子，但是切入核心，将想法提纯，这是特殊的才能，并不是每个建筑师都能做到。他也许是唯一一个。

很多人并不能像我父亲一样欣赏历史的妙处，他们认为新潮时尚才是建筑的核心。这不是我父亲的设计理念。他非常想理解建筑如何成为一个延续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建筑成为永恒的、持续的历史的一部分，才是好作品。我们总是注意永恒的、持久的、必需的，这些是我总会遇到的词语。作品的力量基本却又强大，才是持久的本质。这些词我用过太多次，但它们真的适用于我父亲的作品。

记者：与其他著名建筑师相比，贝聿铭先生非常特殊的一点是，即使90岁时也依然非常活跃，还设计了很多作品。是什么让他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创造力？

贝礼中：也许他的能量来自他的好奇心，只要你对生活好奇，你看到一件事，就想理解它的本源。如果你抱有这样的好奇心，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想找到更好的办法。也许是这种特性使父亲更年轻了。你可以从他最近的建筑中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