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初，经济形势好转得出乎意料地快。成都飞机厂年轻的设计队伍通过“歼5甲”的设计，也成长起来了。于是，我有了设计喷气教练机的念头。

沈阳飞机设计室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歼教1”喷气教练机在1958年上天之后，新发动机因为没有经过高空试验而不许往4000米以上高空试飞，有一次北京回沈阳转场飞行时，发动机叶片折断一块，从此试飞就停下来了。后来我国引进了“歼6”，空军要求高级教练机最大速度达1000千米/时，而“歼教1”原来指标为800千米/时，所以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于是“歼教1”的研制便夭折了。我国空军当时用的“米格15”教练机，全是进口的，没有引进生产线，国内不能生产，中苏关系恶化后，进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空军急需歼击教练机而没有着落。我想到了以“歼5甲”为基础，改型设计为歼击教练机。教练机不打仗，发动机不要加力了，可以用我在哈尔滨熟悉的“伊尔28”的发动机，而腾出后机身空间可以加油；机炮也不要三门了，只保留一门训练用，这样弥补了增加教员舱所减少的飞机油量；这种教练机最大速度可以大于1000千米/时，空军会要的。而“歼5甲”作为夜间为主的歼击机，原定总产量只150架，没几年好生产，大量的专用工艺装备废弃不用，也可惜。而教练机是一种长期稳定生产的机种，对工厂经营极为有利。

1963年5月，我作为“歼5甲”的主任设计师，写了一份书面报告，通过总工程师晋川递交厂党委，说明一是空军急需国产歼击教练机，二是从技术上“歼5甲”可以改出满足空军要求的教练机，三是在不过分分散领导精力的情况下生产教练机对工厂经营有利。这个报告很快由党委书记杜向光和新调来的厂长马诚斋批下来了，他们都同意我的建议，并要我立即起草报告请示总局。我除写了简要报告正文以外，还起草了一个技术方案，请一位总体设计员抄写晒蓝作为附件。由于报告的内容既符合空军急需，技术上又可能，第四总局（航空工业总局）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飞机处处长张金波和主管工程师顾德邻来厂共同进一步研究。

1964年2月，三机部徐昌裕司长带着我去空军工程部汇报“歼教5”的设计方案，听取了军训部、军校部、科研部、订货部、外场部有关同志的意见后，就在这个月，空军科研部发出了该机的战术技术要求。1964年4月，我向三机部孙志远部长汇报了“歼教5”的方案和空军领导机关的意见，孙部长对着在座的厂党委常委们说：“我看这就是我国自己的喷气式教练机，就是自行设计。你们看是不是浮夸了？”

方案经过完善后，1964年9月，我带着总体设汁组长范筱芳等去访问空军部队、第13修理厂、空军第一研究所，广泛征求空军第一线人们的意见。1965年初，三机部下达研制任务后，详细设汁就开始了。

“歼教5”总的设计指导思想是，在满足教练任务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成本。我们国家穷，仅有的一些本钱都是人民群众节衣缩食省下来的，我们只能勤俭办事，不能大手大脚。“歼5甲”正在试制，工厂又以基本建设为主，领导精力也顾不上“歼教5”，设计方案中难点越少越好=设计技术队伍经过三年经济困难，对我这些想法，自然都赞成。我又兼任飞机试制领导小组副组长，努力推动飞机由图纸转化成实物，设计人员发出图纸以后，就主动和车间工人一起动手准备试验件和试验条件，一起动手做试验，一起解决试制中的问题，试制线上出现又快又省的局面。这些，我认为是做得很成功的。除了研制费只花了100多万元，设计队伍得到很大提高外，更主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已试制出两架原型机来，否则不知哪年才有我国自己的歼击教练机了。

1965年8月，“四清”运动开始。代替党委的“四清”工作队进驻后，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抓阶级斗争，就批我的“白专道路”，原因是我曾经号召大家“发愤图专”，已经有10年党龄的我，感到这种断章取义的批判，真是委曲，我自认为自己是“又红又专”呢！可出面批我的那位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党支部书记，事先不和我这个支部委员打招呼，就发动群众整开了，根本不知道不专怎么出飞机。幸而“四清”还只是看的整干的，不太厉客，我边做检讨边抓歼教机，1965年底“下完了楼洗完了澡”，眼见“歼教5”飞机机体开始铆装，对个人遛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早就丟到了九霄云外。

在1964年11月“歼5甲”飞机首飞上天之后一年半，“歼教5”飞机于1966年5月8日在成都即首飞上天了，全厂工作是干得很出色的。但当时还在“四清”，知识分子干部个个都“夹紧了尾巴”,连喜形于色都不敢。首飞的飞机下来以后，“四清”工作队队长招厂领导和飞行员一起在飞机前照像留念，我这个不挂衔的总设计师，走过“白专道路”当然没有份。

接着三机部和空军联合组织有经验的四名飞行干部来主持新飞机的试飞，并且组织飞机的技术鉴定。突然间6月初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清”工作队转成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我又成了运动的重点。厂里的领导都去对付政治运动了，试飞、鉴定准备，仍由我这始作俑者来应付。新飞机正在飞，试飞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我沉住气一项项组织处理和答复，我起草的定型研制报告和对飞机的评价，也在多次讨论中反复修改，这是新机鉴定定型的小世界。那时，关于我的大字报足有十几米长，并在我的名字上打着红叉叉，还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吓人的黑帽子,周围同事们一反常态的各式各样的面孔，害怕的、同情的、妒忌的、愤恨的、打算一脚踩死你的，这是政治运动的大世界。我成了那道残酷的名菜“糖醋活鲤”——加了作料的身子和尾巴已炸熟可食，而鱼头还在张嘴的鱼儿。值得庆幸的是，我还可以为飞机工作。新飞机飞得很好，北京的领导都离不开北京了，9月我去北京同三机部的周鹤令处长向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等汇报，他们认为飞机是很成功的，决定可以先投料小批生产，同时起草报告报总参。

1966年12月下旬，航空定型委员会决定在北京召开定型会议，飞机飞到北京作汇报飞行。因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要夺权了，厂领导躲的躲、藏的藏，一个也动不了，连主管我们的副总工程师谢明也被揪住，于是只能由我一个人代表工厂和总军代表一起赴京开会。做新飞机研制报告，回答会上的提问，记录会议讨论意见，在飞机面前向彭绍辉、傅钟、唐延杰、曹里怀等首长介绍飞机，在鉴定书上代表工厂签字，全是我一个人唱独脚戏。这在大型武器装备飞机的研制史上，恐怕只此一例。会上传达说，要求定型的报告经过军委聂荣臻副主席批示后，报到周总理那里，因总理太忙了，最近方批，批语中有一句话——要赶快定型。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总理啊！你那么忙，还这样关心着我们的“歼教5”飞机，可为什么那些“革命”的人们，却把它当作修正主义的产物而不屑一顾呢？

我带着航定委和空、海军的贺信回厂，没有欢迎，没有鲜花，连汇报传达的会也没有开，当然没有人为此鼓$了。成都飞机厂全瘫痪了。不久，我被造反派赶进“劳改队”。

“歼教5”飞机后来连续生产20年，共生产了1000多架，除我国空、海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及航校使用外，还出口到10个国家，至今都还在用。1991年我在苏联参观米高扬设计局，他们把它列人“米格17”的系列飞机里，苏联没有这种教练机，用的是我们出口巴基斯坦空军的飞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