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的道路

解放前，我的父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解放后曾先后到沈阳师范专科学校（1952年）、哈尔滨师范学院（1953年）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4—1978)，据说，祖父是教私塾的，大家都说是书香门第。

由于父亲的经历，我自然生长在学校的环境，记來起，我们家就住在上海发旦大学嘉陵村，5岁，父亲就把我送到崧陵村内的国权路小

学读书，一直到上完三年级。

虽然年龄小，但我还记得，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了复旦大学，追捕进步学生，后来嘉陵村又被反动派军队占作兵营，我们被赶到育才中学教室躲避，再回到嘉陵村时，上海解放了。在我的心灵中，对国家的大事留下深刻的印象。

解放后父亲的工资不算低，可是因为家大口阔，家庭经济不宽余，全家父母、外祖母、姨妈、兄妹共11人全靠父亲的工资生活，时常要靠亲戚朋友接济。从小我们兄妹所穿的衣服、鞋、袜全靠母亲自己缝制。全家去东北的那两年，由于环境的改变、家庭的沉重负担，母亲患了病，我们的处境更难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艰苦日子，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的品质和自立的能力。

因为少年时代是在学校这样的大环境里长大，学习条件非常好，接触的事物也多，交的朋友多半是学校员工的子弟，无论在智力，还是在体力培养方面，这样的环境对我一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记得三年级国权路小学开办了劳作课，我开始制作钢丝锯和制作三角板的各种模型等。从小养成了爱动手、爱思考的习惯，小朋友们有各种爱好，又互相比赛交流，使我们的课余生活，科技活动非常丰富。我做的电动机、电动火车参加过少儿科技作品展览，我们还制作过电话、电子管收音机、航空飞机模型等，这些活动扩大了知识面，培养了我爱科学、学知识的兴趣，增强了求知的欲望。

高中，我进了华东大二附中。附中良好的教育，对我也起了非常大的影响，打下了好的学习基础。师大二附中的老师都是华师大的毕业生，教学水平很髙，他们的知识和教育方法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们班级的同学在一起常常回忆二附中的老师的教育。高中时代我开始思考人生的道路和自己的理想，开始考虑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大跃进时代我们参加了勤工俭学，大力组织反射炉炼钢，开始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许这些活动，注定我一辈子要从事冶金这一行业。但是这时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飞机设计师，偶像是苏联飞机设计师雅可夫列夫，因为我酷爱制作飞机模型，同学们也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天赋。高中毕业，填报升学志愿，我写满了国内各飞机专业，在老师的动员下，最后一个志愿我填报了冶金机械专业。恰恰是这一志愿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高中时我的学习是优秀的，升学考试也是好的，因为家庭的原因，在当时我不可能报考飞机这类的保密专业，这是后来我在人党申请时才知道的。

进入武汉钢铁学院，才知道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活条件不好，不如二附中，更无法与师大相比，但是老师的教学是合格的。大学时期，我仍想从事飞机设计这一理想的专业，雅可夫列夫的自学成才事迹激励着我，使我拼命刻苦学习，克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各种困难和影响，我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当时的学习真做到了过目不忘，举一反三。班级同学中还有一批工"农调干生，他们在思想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我，使我终身难忘。

1964年大学毕业前夕，学校建议并替我报名考研究生，父亲来电报要求我放弃考研究生，希望尽早到工厂去实践和锻炼，两个极端的要求,使我无所适从，我只好随便应付，听天由命，结果还是进人北京钢铁学院，成为一名轧钢机械研究生。

后来我来到祖国首都，宏伟的十大建筑，悠久的历史古迹更激发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决心好好学本领，献身冶金工业，报效党和人民，但是命运是无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研究生制度砸烂了，我们一下子成了“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我离开了北京，来到武汉。和我的大学同学结了婚成了家。

进入武钢工作，开始当钳工维护轧机设备。

虽然搞“文化大革命”，生产不正常，但对我来说，能将书本知识用到生产实践之中，又从实践中学到大学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感到自己更加成熟，更加扎实，也更加了解社会。在武钢轧板厂，我完成了一项立辊轧机传动托架的革新，解决了多年苏联设计上的缺陷，成功的喜悦使我强烈体会到人生的价值，更加激发了我创新的欲望和激情。

1974年国家批准武钢引进我国第一套现代化的一米七轧机，历史把我们推上为国拼搏的舞台。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决定花40亿人民币引进1700mm热轧、冷轧、硅钢片三条生产线，作为我国冶金工业现代化的样板。其中热连轧是全计算机控制的具有70—80年代先进技术水平，我被选为计算机软件人员派往曰本，以前学的知识显然离完成这一任务差得很远，当时我既不懂日语，也不懂计算机。草草进行了一学年的计算机基础培训，又进行了七八个月的日语口语培训，就被派往日本，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来到东芝电气会社，教我们的老师叫宫崎保昭，这位先生自己从不讲课，而是把日语的计算机教材发给我们，让我们给他讲课，由他纠正错误，他回答问题，这种方法使我们根本无从着手，尽管我们每天要学习十六七个小时，但仍然很难跟上他的进度，学得一塌糊涂。当时，计算机软件用汇编语言，特别是操作系统，名副其实的天书，三个月后，日方提出这批人员基础差，要换教授副教授水平的人员重新培训。然而当时国内也很难找出这样的人，只好继续培训。六个月后由于我们的努力，终于初步掌握了东芝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和技术软件。宫崎先生也高兴地说：你们好比飞机，已离开地面了，今后能飞多高全靠你们自己今后的努力。现在回想起来真要感谢这位先生这样一种教学方法，使我们在十个月掌握了计算机的精髓，这为我们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计算机软件基础。我们难以忘却学到的这些知识，也难以忘怀宫崎老师。

在引进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方面，国内外都有很多教训，“文化大革命”以后，太钢引进的轧钢厂计算机全部瘫痪。提出引进德国的计算机控制热连轧机，由于没有掌握要领，计算机数学模型更新修改还要德国人完成，这些例子深深地刺激着我们，暗下决心，不能让这些教训在我们这里重演。因此在过去的十个月的培训和之后的安装调试中，我们大家都抱着为国争光的信念。我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终于使热轧带钢厂一次试车成功顾利投产。投产后的计算机运行和模型修改我们运用自如。正因为有这样的实力，武钢的实际生产，我们消化并创新一整套控制功能和软件，改造了工艺结构，比如，碳当量轧制法、自产的数学模型、热轧数学模型等，这一系列成果被国家评为科技进步等奖。

1983—1985年，我先后从车间主任被提拔为厂长助理、厂长和武钢公司副经理，主管设备、能源和自动化，担负了重要的任务，上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热轧厂计算机改造，我们引进的一米七热连轧机这时也已经运行了快8年。这8年，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我们的计算机备品备件也快绝迹，原机已经老化，生产工艺发展又有新的要求，控制计算机系统必须更新换代。我们估算用500万美元可以完成这一任务，对此，东芝报价3800万美元。这一巨大数字强烈溪惊了我们。我们考虑的是：第一，这袞装备技术不值这么多钱。第二，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我们没有退路。客观的现实逼迫我们走创新的路。鞍钢经过国内外招标，我们用670万美元，购买了美国西屋公司的硬件WPF和支持软件，应用软件完全由自己开发，我成为项目负责人和系统组组长。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组成了由武钢计算机人员、北京科技大学、f?庆钢铁设计院三结合的队伍，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计算机系统的改造，成功取代老系统，这一成果以]40万美元卖给西屋公司，并又应用到太钢的改造之中。这一成果被冶金部评为科技进步特等奖，被国家评为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们的成功打破了西方对我国的垄断。同时又证明，我们有能力完成冶金工厂最复杂最难的热连乳机控制系统的设计和改造。我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我们长期拼搏的回报。

1994年，中央决定我到鞍钢集团任董事长兼公司总经理，这突如其来的调动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了解到鞍钢有大的改革改造和加强管理任务可做而激励了我。我在鞍钢有工作可做，我的能力可以得到发挥。我要为鞍钢的振兴而拼搏。

鞍钢是一个老企业，解放后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技术改造欠账很大，市场的竞争力不强，效益不好，产品质量不高。有四项指标可以说明：一，平炉钢年产530万吨占62.4%;二，连铸比只有30%，三，板管比占总量的40%,品种结构不好；四，产品质量差，实物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仅占30%。1995年国家批准了鞍钢的“九五”改造规划，按照这一规划，要投资210亿元，使鞍钢的转炉钢达到70%，板管比60%以上，产品实物质量达到国际水平60%以上。这一方案的资金不落实，企业难以自筹118亿元，因此难以实施。面对鞍钢的改造难题，我有两条强烈的信念：一，世上无难事，只要不断地去追求和创新，总可以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二，鞍钢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技术力量雄厚要尽力发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们已经找到成功的道路。可以用120?130亿投资完成原来的大部分项目，而且一炼钢的平炉提前淘汰。可以做到：一，100%转炉钢；二，连铸比达到90%;三，板管比达到77%以上；四，产品实物质量75%达到国际水平。这些目标的实现使鞍钢的全貌有很大的变化，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髙。

成功的道路是靠不畏艰险的人走出来的。鞍钢半连轧厂的改造是“九五”技术改造的关键。原计划投资75.6亿，建成年产350万吨的1780毫米热连轧机。我国已经先后引进5条热连轧生产线，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热连轧的技术，武钢的1700热连轧机计算机系统由我们自己改造成功。鞍钢的热连轧机改造能走出一条主要立足国内的新路，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大胆扩大国内比例，改变项目实施的机制，招标采购设备和施工队伍，现在已经可以说我们可以把投资控制在45亿元之内。被淘汰的原1700轧机，用我们自己的技术进行设备的翻新，全部机械设备和计算机软件立足国内，建成一条年产200万吨左右的生产线。这就是我们追求和探索的结果。

我们的成果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我们的成绩应该归功于党和人民。我们的这些成功都是靠集体完成的，我只是一名代表，因此我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