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个时代所渴望的精神，总会通过具体的人实践它。
这正是“五一”劳动节来临之时，我们走近四位普通人，追寻“匠心”的初衷。
于张雄毅而言，匠心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于季国安而言，匠心是严谨踏实、衷心迎难而上；于李云鹤而言，匠心是甘守寂寞、恪尽操守；于潘健生而言，匠心是无私奉献、创新求变。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工匠文化”里，在近代以来工业发展的城市经验中，匠心闪耀，其光芒亦不局限于具体行当，而是普遍存在于推动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
在当前推动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下，以匠心涵养气质，大力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应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主动作为。
匠心，不只是工匠的专属。对事业的执着之心，应该在每个人心里生发。
自18岁进入上海交大学习金相热处理至今，潘健生已经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了64年。别人眼中，他是工程院院士、教授。在他自己心里，却是个匠人。怀抱一颗匠心，一丝不苟，他始终在一线与学生、工人共进退；怀有一身匠情，两鬓斑白，他热忱尽献给国家工业制造的进步与发展。
专注、钻研，从枯燥中淬炼进步的火花，他甘作国家建设中一块朴实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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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践中挖掘问题，而不是从文献堆里找课题”
2008年盛夏的一天，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以下称上重厂）的十几位工程师一同守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里，沉默而严肃。他们在等一个人来“救火”。
出问题的是一个转子锻件。当时，该锻件的国产化研制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这次突然在热处理淬火过程中发生开裂，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哪里出了错，怎么处理？大家脑中一片空白。
盼来了“救火队员”，他们的心情却没有放松一毫。工件出炉淬火时的表面温度高达千余摄氏度，车间内巨大的热量辐射到人体上，哪怕是20多岁的年轻人都觉得难以忍受，捱一阵就要轮流出去透透气，而来“救火”的潘健生院士已经年逾七旬。
为了尽快找到问题所在，潘健生一次次靠近转子，拿着放大镜反复研究上面的裂缝，时不时退到一旁交代一些情况，然后再凑上去观察一会儿。因为紧邻其他正在作业的车间，现场充斥着各种杂音，潘健生的耳朵不太好，与人交流起来只能一手捂着耳朵，脑袋凑着脑袋，扯着嗓子喊，就这样一待就是一个半小时。
带着掌握的一手情况和汗水浸透的一身衣服，潘健生和团队立马回到实验室建立数值模型进行分析，终于找出了转子淬火开裂的原因。赶出工艺改进方案后，他又第一时间出现在热处理车间，紧盯后续一根转子的淬火。
这一次，转子“浴火重生”，完好无损。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此后，上重厂的工程师们再参与潘健生带领的项目时，都绷着一根弦儿———既是担心这样的突发事件再次“来袭”，又担心潘老还要再这般“救火”。跟了潘健生那么些年，他们知道，一有问题潘老就“闲不住”。他要亲自下车间，没人拦得住。
曾有人纳闷，搞科研的方式有很多种，一个领域的顶尖专家放着明亮、舒适的办公室不待，老跑去那热浪滚滚还弥漫着一股油烟味儿的车间，犯得着吗？
潘健生却觉得，这么想的一定是外行人，搞工程研究就是为了实际应用，不去工厂怎么行？他有一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正好可以回答———工程技术人员要“深入实践中挖掘问题，而不是从文献堆里找课题”。
事实上，从2007年至今，潘健生院士除了生病住院之外，每周二都会花一小时从徐汇的住处赶往闵行江川路，赴“上重之约”。
四层楼的大型铸锻件研究所，没有人不认识他。204会议室里，潘院士专用的茶杯摆在一旁，下车间要佩戴的橘色安全帽也早早地预备好，静候他的到来。通常，一次讨论要从早晨9点半持续到中午12点半，午饭来不及吃，就从厂里食堂打包到会议室，大家一边吃一边继续讨论。
有时，碰上厂里周二有事，潘健生会主动提出换一天，尽量保证“一周一会”照常进行。他总觉得，自己的时间挤一挤就出来了，耽误了工程进度，损失的是国家。多年来，从大型铸锻件研究所到热处理车间那段几百米的路，潘老已经走了成百上千回，道路的枝桠越窜越高，花儿开了又谢，他的鬓角也一天天花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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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拍摄好的2000多张金相照片打印出来，搬到医院病房，在病床上赶进度
其实，少年时期的潘健生并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热处理专家。他生于1935年，7岁时因战乱爆发与家人一同离开广州老家逃难，途经澳门、香港，最后辗转来到上海定居。因为经历过民族的苦难，深知颠沛流离的滋味，他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打小就在心中筑下了一个强国梦。
“少年强则国强”。那时，潘健生拼命吸收一切所学的知识，热爱动手制作的他在高中时期就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愿为国家造出坚船利炮而努力，捍卫民族的尊严。闲暇时间的唯一爱好，就是摆弄照相机，自己拍照自己冲洗。
机缘巧合之下，潘健生在高中毕业后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金相热处理专业。当时，大家都想报考最热门的机械制造，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金相热处理。但潘健生却惊喜地想起，自己曾在每月必看的《科学画报》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有趣的文章，文章中所介绍的球墨铸铁和它在显微镜下拍出来的照片正是这个专业要学习的内容。
“球状的石墨在显微镜中显现出漂亮的条纹，看到那几张照片，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对于几十年前的“怦然心动”，潘健生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学这个专业可以研究金属的结构和性能，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做贡献，又可以拍摄大量的金相照片，于是他顺理成章就选择了这个“冷门”专业。
没想到，金相照片一拍，就是60多年。
随着世界工业制造水平的不断发展，各国在能源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发展高参数、低排放的工业装备势在必行。可是，一些关键锻件的制造难度极大，国际上只有极少数顶尖企业掌握着核心的生产技术，高昂的进口价格和漫长的交货周期，严重制约了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要想尽快认识新材料并不断提升已知材料的性能，就必须对其相变规律进行深入研究。而这背后离不开一次次工艺试验后，对金相照片的大量拍摄和长时间的观察。在与上重厂合作的这些年里，潘健生始终冲在一线，亲自带领团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拍了几十年的照，像少年时期那般对金属美丽花纹的新奇与兴奋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枯燥与单调。有时，为了找出材料微小的差异，潘健生要观察几十个金相试样、千余张金相照片。为了做到准确识别，他要将试样都放大到数千至一万倍进行观察，一个金相试样就可能要盯上几个小时。
2010年，一种大锻件用钢的金相分析工作正值关键时期，潘健生却因为身体原因需要住院治疗。挂念着研究进度的他放不下心，将拍摄好的2000多张金相照片打印出来，装订成厚厚的几大册，一同搬到医院病房。别人在病床上休息疗养，他却在病床上赶进度。在他的努力下，上重厂对这种钢的相变规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后续锻件产品的热处理一次合格率显著提升，创造了当时业界的最佳成绩。
斗转星移，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因落后而受到欺凌的国家，但不论是作为学生、教师还是院士，潘健生始终没忘少年时期心里种下的那个强国梦。
砖
论文上很多空白处都被密密麻麻的批注所填满，连错别字、主谓宾语序都帮他改了过来
接触过潘健生的人都说，他就像一块砖，坚强，朴实，默默无闻。
在“大排场”的活动和宴会中，很少能看见潘健生的身影，对这样的场面他总是能推就推，因为“太浪费时间，不如自己在家琢磨图纸”。可一旦是召集教授、专家开关于学院和学科未来发展的务虚会，不论寒暑，只要得空，他都会出席，一坐就是大半天。
上海交大材料学院党政办的史文博记得，有一年夏天，潘健生手术后不久还在喝中药调理，开会当天，和他一同出席的还有两包中药。会前，他特意把史文博叫到一旁悄悄关照：“史老师，到点了就麻烦你帮我把中药热一下，谢谢。”
在很多学生眼里，潘老颠覆了他们过去对“院士”的想象。博士生骆晓萌就是其中之一。她说，过去以为院士都是高高在上、难以亲近的，所以第一次与潘院士见面之前她有些紧张，生怕交谈中说错话。但一接触才发现，潘老并不是那样。
他的行踪不神秘。平时，潘健生根据工作安排和身体情况在徐汇、闵行、华东医院三处辗转，但只要学生打电话、发邮件约他答疑解惑，他都会专门空出时间来接待。
他的言谈不华丽。大家说，潘院士讲起话来慢悠悠的，少有些虚词、副词和语气词，总是很实在。在骆晓萌看来，“撇开对工作的认真和坚持，潘老师就像一个普通的老人，若是在校园里与他擦肩而过，也许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他”。
正如身边人所看到的那样，对待自己的生活，潘健生向来“粗线条”，像砖一样“笨拙”。比如，吃饭的事他从来不操心。不是在学校食堂就是在工厂食堂，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有时还会把自己那份酸奶和水果塞给学生吃；又比如，他穿衣“辨识度很高”。夏天几件印有交大校名的文化衫来回换，春秋季那件100块钱的藏青色校服帽衫几乎“天天见”，走在路上大家从老远就知道，是潘老来了。
但对研究工作和对学生的培养，潘健生又像块砖一样，坚定而执拗。2002年考入潘老门下、现已是材料学院教师的韩利战回忆，当年他把博士论文交给潘健生，拿回来时，发现纸上很多空白处都被潘老师密密麻麻的批注所填满。唯一让他不解的是，潘老师不仅对专业问题改得细致，甚至连错别字、主谓宾语序都帮他改了过来。
这么做有必要吗？韩利战说，在学生们眼里，工科论文不像文学论文那样“讲究”，只要把研究方案呈现出来，表述上并不会斟字酌句。但遇上潘老师，这个做法就行不通了。所有粗糙的表述都会被挑出来，磨了又磨，直到准确无误、明了易读才能通过。潘老认为，不管写什么文章，既然要发表，就要对读者负责，让人看得明白。
像块砖一样,默默地为后来者铺设通途，是潘健生朴素的人生信条。
传
鲜花与掌声固然值得骄傲，但对事业的忠诚与虔诚同样值得骄傲
在与潘院士接触之前，上重厂大型铸锻件研究所副所长张智峰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一度有些动摇。那时他大学刚毕业，周围人谈起西装革履、写字楼上班的“体面”工作都竖起大拇指，而对他这份工作服不离身、工厂车间行走的工作却表现出一脸茫然。
什么样的工作才有价值？个人的前途在哪里？张智峰觉得，当自己被社会的标准、他人的评价所裹挟时，专注于自己喜欢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难。迷茫时，潘健生出现了。
没有大话，没有说教，有的只是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对后辈的开放与包容。看着潘健生一次次冒着高温下车间、一次次与他们一道加班加点攻克难题，张智峰发现，潘健生身上的那份纯粹正是自己一直以来所寻觅的初心。渐渐地，他身上的那股劲又回来了。2015年，张智峰因工作表现突出被评为了上海市劳动模范。
大家都说，潘老话不多，对于后辈的困惑，他挤不出什么好听的安慰，只有质朴的关心。有时，反倒是他不经意间“忆当年”的一些故事，给了大家深刻的触动。
有人曾问起潘健生，工作多年以来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他先是摆摆手，腼腆地笑了笑，待细问下去，才透露了一个最终未被应用的研究成果的故事。
建国初期，潘健生曾参与过一个研发潜艇用钢板的项目。当时，国家没有找到足够的铬矿和镍矿，但潜艇制造对用钢要求很高，必须要达到铬镍钢的性能。于是，潘健生所在的团队临危受命，要研发出一种能达到同样性能的低铬无镍的钢。
两三年的时间，整个团队没日没夜地干，从炼钢、浇铸、轧钢、热处理、性能测试到焊接，每个步骤都反复试验，终于研制成功，通过了工程鉴定。就在整个团队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却有消息传来，在我国发现了大量的铬镍矿资源，原本的难题不存在了，他们的重大突破变成了储备性成果。
得知这个消息后，潘健生和其他人都有些许遗憾，但很快，他们又感到由衷地高兴。数年的努力突然不被需要，为何还会喜悦？
潘 健生解释说，原因很简单———对国家好。当时，国内铬镍钢加工、装配经验都比较成熟，找到丰富的资源，对建设国防来说无疑是件好事。相比之下，自己的那些微小付出算不得什么，即使最后没能投入实际生产，大家也在这次研发经历中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团结就是力量”。
鲜花与掌声固然值得骄傲，但对事业的忠诚与虔诚同样值得骄傲。这就是潘院士在专业知识之外，身体力行传递给后辈人的一份信念。
如今，随着年龄增大，潘老渐渐感到精力有限，但他心里总惦记着，自己刚当选院士那几年生了病，“没为国家做什么贡献”。所以趁着现在还有些劲头，就尽量多去去工厂和实验室，“弥补一下，给年轻人帮帮忙”。
栏目主编：龚丹韵 题图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编辑：项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