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学校正式启动了口述校史工作。5年来，我们通过访谈近百名老教授、老同志、老校友，真实记录他们经历的学校建设发展历史，再现学校发展历程，重温办学育人之路，为弘扬矿大优良传统、传承矿大精神品格贡献档案力量。

    2024年，《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师生校友口述访谈实录》出版，本书通过对33名学校培养的校友代表进行口述访谈，分院士篇、高校篇、行业篇，生动展示了师生校友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扎实有效的创新实践，展现了新时代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校友群像，再现了学校人才培养和办学发展历程。

    本书可供关心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建设发展的学校师生、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参阅。

人物简介

    沈树忠，男，1961年10月生，浙江省湖州市人。地层古生物学家，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 年毕业于浙江煤炭工业学校（现浙江工商大学）；1986年和1989年分别获得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6年公派到日本新潟大学地质系做博士后；1997年应邀赴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0年底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从澳大利亚引进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工作，2018年底入职南京大学。200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曾任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曾任国际地层委员会二叠纪地层分会主席，现任国际地层委员会副主席。2010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5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2019年获国际地层委员会颁发的个人突出贡献金奖，2022 年获何梁何利奖和全国创新争先奖。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问

    访谈组: 

    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您来咱们学校北京研究生部求学前的学习经历吗？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并选择了古生物学研究方向？

    沈树忠: 

    我曾就读于浙江煤炭工业学校（现浙江工商大学）。当时这是一所中专学校，学习地质技工方面的基础知识，毕业后分配到浙江长广煤矿公司下属的查扉井，从事矿山地质技术工作。在煤矿一线工作非常辛苦，每天需要同煤矿工人一起下井。煤矿每年都有冒顶和瓦斯爆炸等事故发生，起初我感到恐惧又迷茫，意志也比较消沉。浙江煤炭资源匮乏，长广煤矿是当时省里最大的煤矿，下属十几个矿井。查扉井57地处浙江与安徽两省交界处，非常偏僻。整座矿井就一栋楼，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大家白天下井，到了晚上少数几位单身汉在宿舍一起聊聊天。矿上订有几份报纸，由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外部信息主要来自这些报纸，因此报纸上的内容读得特别仔细。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小报道，中专生张泽伟考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郝诒纯的研究生。我非常激动，欣然给他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表达了对他的敬佩，同时表达了自己也想考研究生的想法，并询问他是否能给我寄一些相关资料。没有想到，张泽伟真的给我寄来了两本地质出版社出版的书，一本是《古生物学》，另一本是《地史学》。我收到书之后很受鼓舞，这两本书给了我莫大的帮助。经过一年多的死记硬背，我几乎把这两本书的内容都背了下来。考研还需要考英文。读书时学校的英文教学条件不好，没有什么教科书，所以我平时会用一台短波收音机收听英文，同时也托人在杭州外文书店买了一本英语词典，用来记英文单词。两年后, 我决定报考地层古生物学专业。选择该专业是因为不需要考高等数学，高等数学对我们中专生来讲难度太大。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我对地层古生物学还谈不上喜欢，之所以选择报考该专业，是因为我当时工作的长广煤矿旁边有一个采石场的煤山剖面很有名，采石工人发现了很多化石，已经被保护起来了。记得1982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和我女朋友（现今我爱人）去看了煤山D剖面，如今这一剖面成了世界闻名的 “金钉子” 剖面。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后来会与生物大灭绝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问

    访谈组: 

    1983 年您在咱们学校北京研究生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师从地层古生物学家何锡麟先生。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求学期间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吗？

    沈树忠: 

    1983年，我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入学以后，我才从导师何锡麟先生处了解到，我的考研成绩很不错，但由于我是同等学力考取研究生，没有本科学历，学校对是否录取我存在争议。为此，还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是否录取我的问题。据说，由于何先生的坚持，学校才最终录取了我。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何先生给了我这个改变我人生的机会。

    入学以后不久，我经历了一次重大挫折。当时煤炭系统的考生凡是英文成绩60分以上的，一律可以公派出国深造。我的英文成绩名列前茅，被录取为派遣到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我们边学英文，边联系出国的学校。联系过程中发现由于没有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教授没有接受我，于是我留在国内，师从我的导师何锡麟教授，正式开启了研究生生涯。

    正式进入咱们学校北京研究生部读书后，我感到了很大压力。由于没有本科学历，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需要补充完成大学本科的课程，所以我在学习研究生课程的同时，还另外补学了6门大学本科课程，其中就包括高等数学。一开始学习时，由于劳累过度，一度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休养了几个月，这也算是我当时上研究生的又一次挫折。

    我的导师何锡麟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我国煤系地层与古生物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知名地质学家，主要从事腕足动物、古植物等研究。他善于拓展创新，喜欢58了解国际最新动态。记得当时美国科学家在意大利古比奥剖面白垩系与第三系？界线上发现了铱元素异常，提出白垩纪末恐龙灭绝是由于天外体撞击事件造成的假说，一时风靡全球。何先生对这一假说非常感兴趣，认为二叠纪末同样存在生物大灭绝，但原因不清楚。这样，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选题也就聚焦在了煤系地层中的腕足动物化石与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上。

    我对当时地质系的其他几位老师印象也都非常深刻，尤其是从事古植物研究的梅美棠老师，她总是谈笑风生，非常和蔼可亲。从事煤岩学研究的任德贻老师，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当时我心里想这位老师一定学问很高，心中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还有几位我特别尊敬的老先生，由于大名鼎鼎，不太敢跟他们多交流。一位是韩德馨先生，他当时和杨起先生被公认为是国内煤田地质研究的泰斗。还有做构造地质研究的高文泰先生和教我们沉积学课程的张鹏飞先生也令我印象深刻。由于我的地质专业基础差，沉积学这门课学得不好，成绩也差，张老师给了一个“中”，所以我对张先生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的校长是彭世济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身材瘦削，每次他在大会上的讲话都给我们很大鼓舞。

    问

    访谈组: 

    您的硕士学位论文是《重庆中梁山长兴组腕足动物组合层序及二叠、三叠系界线附近生物大更替的研究》，您在完成毕业论文时一定去了重庆中梁山进行现场研究。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沈树忠: 

    我去做论文的地方是重庆中梁山煤矿的一个排风井，叫北风井。当时有一些矿工住在那里，旁边就有几个很好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剖面。长兴组灰岩出露非常完整，层面上有很多腕足动物化石。何先生带我去考察，我们没有住的地方，只能就近住在一个废弃的猪棚里面，条件非常艰苦。由于离剖面近，工作倒也十分方便。我把门板卸下来，用两个凳子搭成床，找了一点铺盖和蚊帐就在里面睡觉。

    记得当时天气很热，蚊子特别多，睡不好，就这样我一个人在那里一待就是两个月，每天白天到剖面采集腕足类化石，吃饭就在北风井的食堂。记得有几位矿工对我在那里采集很多的 “贝壳” 化石很好奇，后来慢慢熟了成了好友。我至今对那里几位煤矿工人的印象还非常深刻，无奈后来都失去了联系，但他们的样子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就这样，我在北风井采集了18箱标本寄回学校做研究，完成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杨遵仪担任主席，记得杨老先生对我的扎实基础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觉得特别荣耀和自豪。

    问

    访谈组: 

    您多年来在地层古生物学领域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在二叠纪地层学、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与环境变化、腕足动物古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和创新性成果，并获得多项荣誉，于 201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您有哪些科研经验可以分享给青年人？在从事科研工作时遇到一些棘手问题，您是怎样解决的？

    沈树忠: 

    实事求是地讲，我并没有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做过详细的规划，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同何先生做完博士学位论文以后，我对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但研究水平不高，对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果、发表一些文章，让大家可以关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感到很有成就感。因此，一路走来，我认为持之以恒地学习是最重要的，而后续的发展和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博士毕业以后，我到了徐州中国矿业大学校本部工作。记得当时教学工作很多，天天上课，一门普通地质学课就有120学时，还有古生物学、地史学等课。1994年春的一个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金玉玕研究员打来的。他说有几个国际同行想到西藏去做点工作，问我是否愿意陪同前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之后，我一个人出发前往西藏。我先坐车到了南京，然后从南京飞到成都，再从成都飞到拉萨，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从拉萨出发，我又坐了两天一夜的长途汽车，才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叫古错兵站。外国学者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过来，其中有几位是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的专家。我们在古错兵站汇合，然后一行30余人坐大卡车进到山里，到达海拔8000米以上的希夏邦马峰的脚下。国外同行有的登山，我在希夏邦马峰附近的聂拉木县色龙西山剖面采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标本和样品。基于这些标本，我和金玉玕先生的研究小组一起做了很多相关研究，从此也结识了世界著名科学家金玉玕先生。他开展的国际前瞻性研究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至今我们团队的许多研究还在继承金先生的研究思路。

    澳大利亚的几位教授听说我在西藏采集了大量标本，非常感兴趣，后来专门申请了一个澳大利亚基金项目，题目就是《中国的冈瓦纳》，申请成功以后邀请我去澳大利亚工作。到了澳大利亚后，我就围绕这个项目开展西藏的相关研究。之后，我又多次前往西藏，采集了更多的标本，基于此也写了不少SCI论文。多次前往西藏，才让我认识到在西藏做研究其实有一定风险，有一次在西藏我感冒导致大面积心肌缺血，差点把命留在了西藏。后来我所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大多数是基于我在澳大利亚期间做的有关西藏的研究成果。所以，我想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年轻人，要脚踏实地、甘于吃苦、厚积薄发，机会来的时候，要紧紧把握住。

    问

    访谈组: 

    自1996年开始，您被公派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学习 4 年多，这期间有什么感受吗？您认为当时国内外的地层古生物学研究的区别有哪些？国内外科研方式有哪些方面的不同呢？

    沈树忠:

    1996年，我被公派到日本新潟大学地质系与知名腕足动物专家田沢纯一教授合作进行研究。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构造运动非常强烈，地层受到后期改造很大，化石材料稀少，不是研究地层古生物学非常理想的地方，半年后我转到了澳大利亚。当时，中国人要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是不太容易的。在澳大利亚，我发现那里的同行思想活跃、表达能力强，我在科研论文写作方面学到了很多。但是，在国外做我们这一方向的研究也存在困难。一方面，由于是基础研究，在国外要想找到地层古生物学方面做得好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在国外做研究不能自60己主导科研，经费也不足。因此，经过反复思想斗争，2000年底我还是决定回国工作。

    回国之后，正好赶上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体系改革，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国家以及中国科学院等对留学归国人员的重视，经费支持强度也超过国外的研究单位，当时我一心想做自己的研究，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我觉得我赶上了国内科研环境优化的机会，我能够在基础研究中发挥作用是件非常幸运的事。

    问

    访谈组: 

    2010年您作为骨干成员参与的“中国的乐平统及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您能简要分享一下此项研究的主要概况和难点吗？

    沈树忠:

    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是地质历史时期最大的一次生物灭绝事件。当时由于大海退，在泛大陆很少保存有完整的二叠系—三叠系海相剖面，而在华南保存了最完整的海相地层记录。我从澳大利亚回国后，考虑到我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基础，研究方向又与金玉玕先生的研究非常接近，同时也是金玉玕先生等力荐我回国的，于是我就申请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工作。“中国的乐平统及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研究” 是金玉玕先生主导的，具体的一些研究工作，比如出野外采集标本、描述和鉴定化石等基础性的工作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在做。遗憾的是，金玉玕院士2006年去世。嗣后，我接替他成为国际乐平统工作组主席，该项目的报奖工作后来由我与团队成员共同组织完成。

    当时，我们国家很多研究条件相对落后，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的高水平的研究和技术人员比较缺乏，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实验室设备也比较匮乏，比如地球化学分析设备很少、高精度测年设备空白，所以我们有些研究还需要到国外去做；另一方面，我们研究人员本身的水平还有待提升，当时年轻的研究人员对于前沿科学问题的思考比较欠缺，尤其是对全球性的发展方向、研究热点等方面缺乏了解。

    我们团队在金玉玕院士的领导下，能够进行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和中国乐平统方面的研究，推动中国乐平统成为一个世界标准, 是很不容易的。这得益于金玉玕院士当时前瞻性的学术思想，他始终强调要有良好的数学知识筹备和计算机能力。我们大家按照他的高要求，共同努力，做了大量的定量分析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问

    访谈组: 

    您目前在高校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工作，您认为大学青年教师应该如何进一步提升教学和科研能力，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先生”？

    沈树忠: 

    我觉得青年教师的成长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走到前列。现在所说的 “大先生”，都是靠自身的勤奋努力得来的。一方面，青年教师要真正热爱科学研究，把科研当作兴趣爱好，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就像我现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办公室工作，没人要求我这么做，这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青年教师们要真正热爱教学工作，善于传播知识，引发学生思考，通过授课培养后备人才，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要有良好的师德师风。个人的未来发展往往取决于一个人能付出多大的努力，所以我认为青年教师应该把自己最主要的精力用在教学和科研上，这才是广大青年教师取得更大成就的途径。

    问

    访谈组: 

    2019年7月4日您成为亚洲首位获得国际地层学最高奖——个人突出贡献金奖的中国科学家，请您对母校地质类专业发展提些建议和寄语。

    沈树忠: 

    能够拿到这个奖我倍感荣幸，这也意味着我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但实际上比我做得好的大有人在，尤其是我国一批老一辈地层古生物学家。这个奖项对我而言既是荣耀，也是鼓励。中国矿业大学，包括北京和徐州这两个校区，同我当时在母校工作的时候相比，在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母校地质类专业更加注重与煤炭资源等能源相关的地质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发展趋势是正确的。

    科研要不断与时俱进，满足国家需求，追求国际前沿，专业发展应该随着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尤其是母校，需要解决国家在能源探测、应用以及高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需要建立自己独特的优势，应该围绕着本校有优势的核心学科来发展，从而取得国际、国内应有的崇高地位，这对于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或者国际、国内的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问

    访谈组: 

    请您对母校的学子讲些期望和寄语。

    沈树忠: 

    我的座右铭一直是四个字：天道酬勤。我一直觉得人的聪明才智是相差不大的，每一个人取得的成绩和发展潜力都与个人的付出和努力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目前这么好的条件下，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学习，勤奋向上，这样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特别鸣谢——沈树忠院士对本稿的亲自审定和大力支持!

来　　源/档案馆

本期编辑/张晨阳

责任编辑/王丽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