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

    你们好！

    收到《科技中国》的邀请，为你们写一些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体会，我很乐意。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成长的时代太好了，一定要好好珍惜。而我的研究生涯，却遭遇了太多的折腾。

    我出生的时候，正值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我们家很普通，我的祖父是农民出身的小手工业主，有五个孩子。父亲在家里排行第二，为人正直，管教特别严厉。如果我们做错了事，必然会受到训斥。父亲是典型的传统大家庭中的“家长”，母亲则是温柔可亲的慈母，信佛，经常吃素，心地特别善良。在家里，我显得十分乖巧，要么一个人闷在书房里看书，要么帮着照看弟弟妹妹，从不给大人添麻烦。当然，儿童时代的我也会光着脚丫在乱石堆里抓蛐蛐，在池塘边钓河虾。

    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我们家在我之前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大哥、二哥都是小学、中学毕业后就早早地开始谋生养家了。

    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读大学！成“名”成“家”！这也是后来我所不断追求的目标。 1949年夏天，我在省立绍兴中学上高二，为了响应号召，我到绍兴农村工作队工作。4个月后，我考入中央税务学校华东分校，学习不到3个月时间，就被直接分配到了上海市税务局工作。

    然而，捧着“铁饭碗”留沪的我，仍然想实现我的理想。于是，工作半年后，我毅然辞职，离开上海，执意回到绍兴继续念完高三。1951年9月，我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电机系（1952年9月院系调整到南京工学院电机系）。读书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机电研究所做研究实习员。

    刚工作一年，我又赶上了新的机遇——1956年，我被中科院选派到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学习综合能源工程学，目的是为了回国开创这门新兴学科。肩负的任务的光荣，但也艰巨，因此，我在苏联留学时，夜以继日地学习、研究，一旦闲暇，就泡在书店里，特别是那些总能淘到原版经典著作的旧书店。回国时，我基本上把“老祖宗们”的书都搬回来了。

    还记得那时留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有700卢布，我除了日常开支、购买书本、承担归国旅费外，剩下的就都交了党费。在留学生涯中，我的努力得到了导师魏以茨院士的称赞，科研成果先后获得两次青年科学二等奖，学术论文曾在苏联科学院通报发表并被国际检索系统收录。

回国后，中央科学领导小组经济学家于光远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国外有没有专门研究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学科”。调查的结果是，苏联没有，美国也没有，其他国家都没有。为此，我建议把国家需要的这种研究，定名为“技术经济”，后经专家论证，同意采纳该建议，并由我起草了《<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那时候，国内没有任何可供借鉴，要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对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不过，我把我们绍兴师爷的特点都继承了——胆大心细。所以，尽管有压力，但是我不怕。当时，我在北京友谊宾馆一住就是4个月，高质量地完成了起草任务，首创了技术经济的概念。

    这个规划纲要在1963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采用，列为七大科学技术领域之一。同年，我开始了“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基础理论——“技术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成为这门新兴交叉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3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中国第一个《技术经济方法论研究报告》。

    我至今依然记得，由于当时没有一个机构敢于接受这项重要研究任务，自己只好下定决心独自承担。研究是相当艰苦的，那段日子，真可谓“食不知味,寝不安枕。”特别是《经济科学》，学技术的我几乎得从头学起。潜心钻研了整整3年时间，我撰写了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当时，国家科委可燃矿物综合利用组原本推荐这项科研成果全部正式出版，但恰在此时， “文革”开始了，出版计划泡汤。甚至到后来，这份凝结着我的心血的书稿变成了被批斗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这种黑白颠倒、凄风苦雨、风雨飘摇的日子没想到一晃就是10年。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我身患肝炎，家庭被闹得妻离子散。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依然坚挺，因为我坚信，“技术经济”总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终于，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引领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技术经济”从而重新焕发生命。我为了把技术经济科学知识普及全国，给领导上课，给大学老师上课，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给工程技术人员上课，既要主持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和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工作，又要承担国家急需的重要科研项目。当时，我居住在只有1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但凡休息时间，基本上足不出户，要把“文革”中损失的光阴夺回来。

    而在“综合能源”的研究中，我在中科院亲身遭遇了“四起四落四折腾”，这对于没有坚强意志和科学精神的人来说，实在是无法坚持下来的。记得最凄凉的时候，20多人的“综合能源研究室”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即便这样，在后来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和北京交通大学时，我一直从未停过对综合能源的研究。

    此外，我对物流研究的道路同样不平坦。1984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物流研究会”，担任常务副会长，创办了《中国物流》杂志。但是，由于人员和经费缺乏，杂志曾一度停办，后来“中国物流研究会”也被撤销，成为了“中国物资流通学会”下面的一个“物流技术经济委员会”。一直到2001年，“中国物资流通学会”才正式更名为现在的“中国物流学会”。当然，这“一起一落的小折腾”与技术经济研究的“大起大落大折腾”和综合能源研究的“四起四落四折腾”相比，只能算是“和风细雨”了。

    苦、辣、酸、甜，是人生该有的味道，这些我都尝尽了。到了北京交通大学后，我仍然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份社会工作，尽心尽力。

    我常告诫我的学生，一个能有幸享受大福的人，必定是一个能勇于承受大苦的人。一个人的成就，与努力成正比，与挫折也成正比。学问无止境，求无止境；科学无止境，研究无止境。任何一个人，只有凭自己脚踏实地的奋斗换取的真本事、真能耐，才能让他无惧风雨，笑傲风云。这是历经岁月磨洗颠扑不破的真理。

所以，我想青少年朋友们在面对人生之路时，最重要的是要成长为一个既有才识又有胆量、既有实力又有信心的人才。不要怕前路会有坎坷，因为坎坷艰险，也有苦有乐。

    徐寿波：1931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综合能源工程、技术经济学家。现任北京交通大学综合能源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物流研究院院长，中奥物流创新研究中心中方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动力系，1960年毕业于前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协二届委员、国家科委可燃矿物综合利用专家组组员、国家科委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专家组组员、中国能源基地研究会首届副理事长，中国物流研究会首届副会长，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首届总干事长、国家计委技术经济所所长等。是中国综合能源工程学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中国技术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在综合能源工程学和技术经济学两个学科领域共取得理论和应用成果300多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和北京市等各种奖励10多次，主要著作有《综合能源工程学》、《技术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