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下，人类社会如何实现关键转型？如何制定其中的模式、技术创新路径？

    在13日下午举办的“2021第一财经零碳峰会”上，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与第一财经总编辑开展了一番颇具参考价值的探讨。

    碳减排、经济增长不矛盾

    “中国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还要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应该如何看待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最先抛出一个备受业界关注的话题。

    “我认为，这是一种理解上的误区，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对立、矛盾的关系，而是换了一个赛道，这很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黄震说。

    总编时刻-对话院士

    黄震表示，目前我们要进行碳减排，可再生能源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而我国在可再生能源规模属于全球第一，因此，不论风电还是光伏，中国都是全球主要的供货商。“双碳”目标将撬动更大产业发展机遇，中国实现碳中和可能需要数百万亿级的投资和持续数十年的努力，这也将塑造更高质量的经济和就业、更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更先进的科学技术。

    企业发展如何结合碳减排目标？

    “假如企业要办一家工厂，按传统的工业化模式，那一定是步人后尘。但转化一下思路，其实可以在建筑层面，引进例如氢能源住宅等一系列低碳、节能的新模式。”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政府参事吴志强表示，此次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其中住宿、餐饮和运动设施区，就全部使用氢能作为主要能源。

    吴志强还举例，2008年世博会期间，自己和团队在其中一个主题馆就实现了绿色建筑概念。该主题馆的发电量相当于上海5万户家庭的用电量。但这也遇到一个问题——庞大的电量在当时还无法实现入网，只能自产自销。

    杨宇东总结说，能源革命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真正的聪明人会将它看成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机遇。中国拥有全球关于碳中和最好的创新环境，相关的技术、模式可以大规模地开展。

    一场能源大变革

    要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这其中需要核心技术的攻关；那么，我们通过怎样的办法来最终实现这一目标？

    黄震表示，尽管碳达峰、碳中和放一起叫“双碳”，但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到一定程度，碳达峰是必然的。

    “但如果在碳达峰后要继续实现碳中和，就不是这样的概念。” 黄震说，“因为碳中和是净零排放。也就是说，我国需要在40年不到的时间将85%的化石能源变成净零排放，难度主要体现在这里。碳中和事实上是质变的问题，需要能源领域的大变革才能实现。”

    那么，现有的能源技术是否足以支撑这一能源革命？

    “能源革命需要安全、可靠的方式，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黄震表示，要“先立后破”，先从技术、政策法规和市场机制等层面建立起低碳发展“四梁八柱”，再循序渐进地减少化石能源，构建清洁、零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为此，黄震提出了一个未来清洁、零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模式：以“新能源+储能”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为主体，以“化石能源（CCUS）+核能”为保障。

    具体来说，就是未来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将成为主流。一旦无法使用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时候，就可以运用火电+化石能源）（CCUS）来解决，用以平稳地保障电力供应。

    在更为前端的碳汇计算技术上，吴志强和团队则在2018年就完成了全球范围内13810个城市的样本碳使用、排放等方面的数据统计。

    “我国各个城市间碳排放的总量差异很大，有的城市间差距有20倍左右的增长空间。假如我们精确地去监测每一平方公里上的碳汇能力，会发现一些竹林种下去所产生的碳汇能力很强，包括我们有了屋顶绿化的概念、场景后，才能破这个课题。”

    吴志强也因此呼吁，各个城市要结合自身土地特点来精准设计碳减排曲线，而相关专家也需要不断学习其中的技术，并用一种改革、创新的姿态来面对碳达峰、碳中和，这是一个系统性改革的问题。

    机制体制待完善

    我国要进行这一能源大变革，产业机制等方面，还需要做怎样的突破？

    黄震认为，需要最大力度地去支撑该领域的技术创新，另一重要的关键点是，要从管理上、法律法规上，以及市场机制上去支持这些创新成果，确保碳达峰、碳中和的顺利推进。

    黄震举例说，许多国内企业希望在工厂上装设光伏屋顶，其背后是市场机制在发挥巨大的调解、引导作用。“欧盟近日出台了相关产品的碳边境调节税，从我国出口欧盟的产品，要被征收碳关税。”

    碳边境调节税，是指自2026年起，欧盟拟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征收碳边境调节税，目标是，到203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55%，并在2050年使欧洲成为第一个碳中和的大陆。

    “我们国内很多民营企业特别关注碳边境调节税，因为产品要走出去，必须考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问题。有企业做光伏屋顶业务，靠的并不是国家补贴，而是能源管理的相关办法，靠的是企业的自主减排动力和需求。” 黄震说。

    未来，企业所产出的多余电量是否可以通过分布式发电的方式输送出去？

    黄震表示，以一个轮毂企业为例，未来就可以计算该企业的碳足迹，比如在该轮毂加工过程中使用“绿电”，绿电的使用减少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近日，财政部在回复全国人大代表相关建议时称，进一步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按照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财政部正牵头起草《关于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拟充实完善一系列财税支持政策。

    “随着我国碳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我们国家也在考虑碳税相关政策，以及碳税法律法规的推进；未来，碳减排的机制一定是通过市场机制来促成。” 黄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