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周要上5天班，早上8点离家来单位，下午4点从单位回家。我每天在办公室接送他。去年4月2日上午他还在单位上班，中午去了医院就再也没出来。”电话那头，秘书郝红全低声诉说着老人的点点滴滴。

    可是，他再也等不到那个陪伴了三年的老人了。

    2014年11月10日7时7分，我国著名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师昌绪走完了96年的人生。

    先生曾经的工作单位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的主页已修改成黑色，挂上了关于师昌绪先生的生前照片和讣闻消息。

    “中国高温合金之父”，这是国外同行送给他的称号。因为他，这一涉及航空航天军事领域的核心材料在我国从无到有，并摆脱国外掣肘；也是他，开创了我国金属腐蚀与防护领域，倡导材料科学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相结合。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祖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他常常这样说。

    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先生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国家”。

    在目前我国的歼击机上有一个部件极为重要，它是一个不到10厘米的高温合金，它当中有十个细小的孔，最小的孔只有一毫米，这种技术难度极高的材料决定了我国歼击机的安全。

    1964年10月的一天，晚上8点多，师昌绪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空心叶片，你能不能做？我已经拿脑袋担保了。”门一打开，时任航空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的荣科就急匆匆地冲进来说。

    师昌绪留学回国后，作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从1957年起领衔由冶金部主持的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高温合金的攻关研究。听到荣科的话，他愣了一下，马上明白过来：荣科是让他研制航空发动机用的“高温合金空心叶片”。

    空心叶片铸造技术，当时只有美国有，高度保密，英国人试了多年，因为性能不稳定裹足不前。

    “我也没见过空心叶片，也不知道怎么做。”40多年后，师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陈，“但当时就想，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中国人不比美国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当时您心里很有底吗？”面对记者的问题，先生笑了，“没底。一点底都没有。”

    就在这种无法形容的巨大压力下，他立即开始组织上百人的研究团队展开了试验。他们与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厂等合力攻关，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浇注等一道道难关，于1965年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这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性能上了一个新台阶，只比美国晚了5年。而英国在这之后走完这段路程，却整整用了15年时间……

    “这种叶片装备了我国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生产的大部分先进发动机。多年来从未因为该叶片的问题出过任何事故。”当时和先生一起工作的中科院金属所原所长李依依院士说。

    前瞻材料学科发展

    “如今我国碳纤维技术已取得重大进展，各种型号都出来了。虽然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攻克，但已不再受制于人。”共事近30年的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健说，这也是对先生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了。

    2000年春，年届八旬的师昌绪找到李克健，说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听后立马摇头：“这事太复杂，谁抓谁麻烦！”

    李克健说的是大实话。质量轻、强度高的碳纤维是航天航空基础原材料，我国从1975年就开始攻关，大会战搞了不少，就是拿不出合格稳定的产品，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们的国防太需要碳纤维了，不能总是靠进口。”先生说，“如果碳纤维搞不上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

    李克健听后深受感动，接受了先生的邀请。随后先生开始召集会议，争取各方支持，为研究单位申请经费、到生产厂家现场调研。

    “搞材料研究，就要千万百计把材料用上去。”1978年，时任金属研究所副所长的师昌绪确定了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为研究方向。

    但当时这种观念并不被人接受，有人认为科研院所应重视理论，写几篇文章就行，先生倡导的是器材科长该干的事情。

    实践证明，先生对材料发展途径的判断具有前瞻的眼光。

    1997年，我国启动重大基础研究规划的立项工作，只有农业等5个领域，1998年，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同意将材料列为重点支持领域之一。

    “材料使用面很广，但因为太基础，很多时候反而容易被忽视。”2008年，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师先生如是说。

    1986年，先生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正值科技体制改革，全国建立了几十年的几十个材料腐蚀数据网站眼看着没人管，这意味着多年积累的数据将毁于一旦。他力排众议，把腐蚀试验站的数据监测分析建设列为基金委重大项目，常年给予支持。后来，三峡大坝、杭州湾跨海大桥等国家建设工程上马，这时大家才明白：材料环境腐蚀数据资料太重要了！

    有人说，耄耋人该在家尽享天伦之乐了。可先生是个大忙人，退休后坚持上班三十多年。

    郝红全说，从去年住院，一直到今年早些时候，先生在身体状况不错时，还整天关心研究领域的最新情况。

    爱“管闲事”的战略科学家

    “先生是个特别热心的人，不管和他有没有关系，只要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管。”共事近30年，这是李克健对先生最深刻的印象。

    2008年，科技日报记者采访先生时，他虽然发已掉光、牙已全无，但背不驼、眼不花，步伐稳健、思维敏捷。

    先生有一本“效率手册”，上面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安排。翻开手册可以看到——2010年，出差10次，在京主持大小会议几十个，其余时间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工作……

    先生常说自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但他管的所谓“闲事”，却都是关乎于国家发展方向的大事。

    有人评价，先生是一位特别的科学家，因为他不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总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问题。

    针对发展工程科学技术的必要性，1982年、1992年他两次与张光斗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并参与筹备建设；2000年前后，又向国家建议组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国家纳米工程中心；生物材料成为全球研究热点，又联合我国多个学会成立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成功争取到2012年在我国召开第九届世界生物材料大会。

    “与先生相处，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亲和力。”李克健说，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尤其需要团队精神，需要德高望重的学术牵头人，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这在我国科技界特别重要，也特别不容易。

    先生解释，这是因为自己考虑的是国家全局，不是某个部门利益，更不是个人。

    为科学普及和传播奔走呼号

    2013年3月23日，这是先生生前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亮相，可容纳500人的中国科技馆一层报告厅座无虚席，甚至过道、门口也挤满了人。

    讲台中央的先生缓缓开口：没人请我来，我是“自告奋勇”。因为科学家的责任，不光是搞科学，还要搞科普，科普是提高我们人民幸福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虽然我今年95岁，老态龙钟，但是还没有糊涂，我想我还是有责任来向公众讲一讲《材料与社会》……

    这些年，先生越来越关注科学家与媒体的社会责任。

    早些时候，在“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上，先生站在讲台，忧心忡忡地说出了这么一段话：有人说，现在当科学家的职业向往度排在各职位向往度中列倒数第二。过去一问小孩长大想干什么，都说想当科学家，现在的小孩却都想当企业家或公务员。我们强调科教兴国，媒体就应该自小培养孩子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启发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将来从事科学技术工作。

    “国家应像支持科技人员作研究一样，支持媒体做科普。”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因为媒体宣传对引导孩子的思维非常重要，“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几年前，一位国家领导人专程到师昌绪家看望他。这位老人言辞恳切地提出两点建议:主流媒体增加科技报道内容，媒体从业人员要进行科学技术培训。

    这缘于他自己的经历。师昌绪常年读书看报、收看电视，他发现主流媒体上科技报道太少，对热点事件的科普做得不够。同时，作为我国著名科学家，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但感觉记者和编导的科学素养不高，甚至犯一些常识性错误。这令他十分忧虑。

    他的这个呼吁得到了高层的重视。随后，很多国家部委和机构都加强了科技宣传工作，特别是主流新闻媒体日渐把科技报道作为传播的“重头戏”。从事科研，心系科学传播。他就是这样一个有责任的科学家。

    “其实我有冠心病、肺栓塞、高血压，还经常容易感冒，可老在家呆着我反倒苦恼，工作起来生活就充实了。”先生曾这样对媒体说：“一般人60岁退休，我已经多干了30年，也算对得起国家。”

    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