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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民院士忆高考:两次高考,只为追寻建筑梦想

2018-11-19     阅读量:229

 

■孟建民

孟建民

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建筑系。199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建筑师。主持设计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工程项目200余项,获得各类专业奖项80余项。担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项目“目标和效果导向的绿色建筑设计新方法及工具”的项目负责人。出版《本原设计》《新医疗建筑的创作与实践》等多部论著,总结提出“本原设计”理论,其倡导的“全方位人文关怀”理念和“三全方法论”为工程实践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方法与路径。先后被授予“全国建筑设计大师”称号、梁思成建筑奖、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奖、南粤百杰人才奖等。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7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当收到淮南煤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虽为自己考上大学而高兴,却没有发自心底的兴奋。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并非我热爱的专业。于是我下定决心,1978年再战高考。这一次,心仪的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终于向我敞开了怀抱。在那里,我一头扎进了建筑的海洋。

一转眼,40年过去。我很幸运,当年恢复高考的政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很庆幸,当年坚定地遵从内心的选择,让自己能够与建筑结下一辈子的缘分。

早已埋下学建筑的种子

我1958年出生于江苏徐州。

我父母以前都是机关干部,平日鲜有和美术打交道,但不知为何,我却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打我记事起,大约4岁,父母就对我有“喜欢画画”的评价。此后,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厂,绘画专长让我肩负起了出宣传画、黑板报的任务。

我自小喜欢画画,又偏爱数学,而这恰巧都是学好建筑设计的基础。人生犹如一部小说,从小的爱好竟然为我日后的高考选择预留了一个伏笔。

还记得我小学上到二三年级时,“文革”就开始了,此后几年,学校和社会都处于一片混乱状态。那时的我们就像一群没人管的野孩子,整天赶鸭子、放羊,到处玩,基本上没学什么东西。

到了1972年,我在上初中,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强调教育要走回正轨,我们这才又回到学校,真正学到了一些知识。

高中时期我就读于徐州一中。当时我的家住在徐州设计院的宿舍,左邻右舍都是建筑师和工程师,从他们身上我开始了解到建筑为何物。有一次去邻居家串门,我无意中翻到了南京工学院校园的画页,随即被那优美的校园环境与建筑深深地吸引。其中最为打动我的是建筑学家杨廷宝先生的建筑水彩画。从那一刻起,我心中便萌发了要学习建筑的想法,南京工学院也成为了我理想中的大学。

可是不料,这个梦才刚开始做,就破灭了。高中毕业后,按当时的政策,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一定要上山下乡,另外一个可以选择留城就业。我们一家兄弟仨,哥哥参军后在新疆牺牲了,就剩下我和弟弟。家里顺应了当时的形势政策让我留城就业,由此,我高中毕业在家待业半年多之后,便进入徐州液压件厂,成为一名学徒工。

那时,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读书学习的整体氛围都不强,大家都觉得只要你能正常上学、毕业、找到工作就行了,也没有其他的发展路径和希望。但在工厂工作时,我始终还是怀着一个大学梦。

皇天不负有心人,进厂不到2年,便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车间里的“解题大道”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从母亲的单位——徐州面粉厂的大喇叭里传出来的。

那时候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徐州各个单位都在搭建自己的防震棚,我们一家也搬到了徐州面粉厂。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整个社会都变得很兴奋,有一种春天来了的感觉,我也立刻决定要去考大学。厂里凡是过去学习有点底子的年轻人,皆跃跃欲试,开始参加一些复习班。那段时间,常听说厂里一些年轻人身体不好请病假,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请假复习备战高考。我一贯老实,对这个“套路”全然不知,加班与倒班一样没落下,只能利用闲暇时间复习。

有一个场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当年我在厂里是开磨床的,每到休息时间,我就在车间的水泥地上用粉笔解题,数学、物理、化学,什么题都写,尤其喜欢攻克数学难题。所以,车间的地上总是布满了我的解题笔迹,工友们经常在我的“解题大道”上走来走去。

在我们厂里,我的学习成绩还算是比较突出的,所以会经常辅导工友,帮他们补习。后来我顺利考上了大学,可见老实人有老实人的福气。

我的福气也表现在当时遇到了很多好老师。自从决定参加高考,我就在徐州到处找名师,像我这样主动去找老师的人并不多。当时徐州有一位很有名的数学老师——李嘉俊老师,我登门拜访时没有带烟带酒,只是跟他说我喜欢数学,我想考大学。可能李老师被我的真诚感动了,就给我一对一补习,布置练习题,带着我一起解题。同时还有一位女老师,一对一地帮我补习英语。另外,还要感谢苏意如、林英和李淑娟等多位老师,他们在我高中求学过程中给予了莫大的帮助,为我的高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我还参加过各种数学、化学、物理的复习班。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复习。1977年冬天,我第一次踏进了高考的考场。

当时所在的考场位于徐州四中,大家成群结队参加高考,考了两天。每门考试一结束,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聚在一起对题。第一次高考,我的语文考得很顺利。还记得,当年的作文题目设定为描写自己身边的一个人。我写了当时的一位工友,讲述他积极的工作态度和个人特点。

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对于考得怎样,大家心里都没底。我当时就想,这次先来试试,不行第二年再考。所以,直到接到淮南煤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才知道自己考得不错,那篇作文还成了当年复习高考的范文。

两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接到淮南煤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为自己考上了大学而高兴,却并没有发自心底的兴奋。我了解到这所学校里没有我向往的专业。这是因为当年高考并没有报志愿的环节,而是直接根据分数来分配学校。

那时候的我一门心思要学建筑学,于是选择放弃入学,继续复习。当我1978年第二次从高考考场走出来的时候,心里有了底,知道自己这次一定能考上。报志愿的时候,我在第一志愿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当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厂里后,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那时了解建筑专业的人并不多,一些工友对我的选择十分不解,甚至有人还取笑我考了个“泥瓦匠”专业。现在看来,我很庆幸坚持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专业道路。

终于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和专业,我对未来满怀憧憬。我父亲一直比较支持我去考理想的大学,我母亲虽然希望我能留在徐州,但看我这么高兴,也并未阻拦。

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是中国现代建筑学学科的发源地之一,大师云集。中国近现代的“建筑四杰”——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童寯,后三位都曾在这里任教。尤其是杨廷宝先生,他是我崇拜的建筑学家,是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与梁思成并称“南杨北梁”。

就这样,带着对建筑学的钟爱、对大学校园的向往和对大师的崇拜,我踏上了求学的旅程。

当时与我结伴同行的两人,一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实,他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另一位是与我一同考入南京工学院的黄醇。我们仨背着铺盖卷和脸盆等日常用品,坐了将近10个小时的火车才抵达南京,那是我第一次为了求学离开故乡徐州。

大学校园令我大开眼界

入校后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叫邱育章,他是当年福建省的高考状元。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宿舍,他放下行李后第一件事就是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小提琴,当场就给我拉了一段。我当时就被镇住了,心里想:“来读大学的人真厉害!”

让我惊叹的却远不止邱育章一人。有一个同学叫何兼,入学时才15岁,是我们宿舍8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初入学时俨然还是一副孩子的模样。虽说年纪小,却是个数学高才生。我高中时数学成绩很好,还是数学课代表,对数学一直很自信。结果面对何兼出的几道数学题我竟然看都看不懂。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整个校园里有文艺、数学、体育、播音等特长的人比比皆是,让我一下子开了眼界。

我入学时,正是“文革”后秩序初复之际,老师们都特别积极,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我们班是由两个小班合并起来的,一共56人,其中50个男生,6个女生。每位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学生,较着劲地比看谁教得好,我们也铆足干劲地学习,校园里充满着琅琅的读书声。由于当时教室空间有限,到图书馆和公共教室抢座位,成为校园里一道特殊的风景。

大学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第一次放假回家,我挑了一担子书和学习资料准备假期在家里复习。结果是怎么挑回去的,又怎么挑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放假时拿几本书就够了,根本没有看那么多书的时间。

进校前我就仰慕杨廷宝先生的大名,进校后又了解了几位名师大家,如刘敦桢先生、童寯先生和李剑晨先生等。本科毕业后,我有幸考取了杨廷宝先生的研究生。杨老先生有一句名言:处处留心皆学问。他无论去哪里都随身带一把钢卷尺、一个记事本,随时随地丈量记录,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因为建筑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建筑师一定要善于观察、勤于学习,把握好细节。后来杨先生因病住院,我去陪护。那段时间里,我与先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向他讨教了很多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些教诲让我受益终身。

随后,我师从第二代建筑大师齐康先生,完成了由硕士到博士的学业。齐先生很有战略眼光,他曾说过一句话:“不研究城市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强调建筑师的眼光不应仅局限在建筑单体本身,而应站在城市的宏观角度来考虑建筑问题。这个观点对我后来的学习与职业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为了扩大学生视野,增加实践经验,齐先生经常带着我们外出调研,参加会议,辅助设计创作。在齐先生的带领下,我参与设计了国内多个重要的文化建筑,包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这都为我以后的建筑工作积累了重要经验。

回想40年前参加高考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没什么功利心,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是一种激情和热情的释放。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后来有幸能够步入大学的殿堂,就业时又恰逢国家对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背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基于时代的机遇。虽说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困难和艰辛,但心中明确奋斗目标,不轻言放弃,坚持下去,必将得到回报。这也是那个时代在我们性格里留下的烙印。(本报记者朱汉斌、张文静采访整理)


 

▲孟建民在工作中


 

▲1985年,孟建民(右)与老师齐康在香港合影


 

▲孟建民的高考准考证


 

▲孟建民在南京工学院时的学生证

《中国科学报》 (2018-11-16 第5版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