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1日电 2018年是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45周年，也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成立40周年。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接受了新华网专访，就“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成立过程以及人与生物圈的关系等方面发表见解。

新华网：您作为亲历者，可否介绍一下“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成立过程？

李文华：“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大型的关于生态学的研究计划，它对全球和我国在生态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国在1973年就参加了人与生物圈的活动，并被选为理事国。但我国当时还没有成立人与生物圈的常设机构。因此在1978年，我国决定正式申请参与人与生物圈的工作，具体筹备任务交给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孙鸿烈、阳含熙和我为主进行具体筹备工作。197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简称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或中国MAB）。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农林部、国务院环保办公室、教育部、中央气象局、国家海洋局等单位委员和相关专家委员组成了第一届“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第一任中国MAB主席为童第周，第二任中国MAB主席为秦力生、第三任中国MAB主席为孙鸿烈，开始时秘书处设在综考会，阳含熙先生任秘书长，我担任副秘书长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

新华网：1989年6月14日至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举办了一次主题为“未来的科学与技术：国际合作的新面貌”的学术研讨会，提出了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面临的三大挑战，这三方面的挑战对整个世界的生态学研究产生的主要影响有哪些？

李文华：各科技领域的权威专家、重要国际组织的代表等84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我在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小组里担任主席，与会专家讨论认为陆地生态系统面对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生物多样性保护（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三方面挑战的提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并在一段时期内引领了生态学的发展，直到现在仍是生态学领域研究的热点。

新华网：人与生物圈的关系是怎样的？当代生态学研究有哪些特征？

李文华：生物圈是地球表面上充满生命的部分，它是地球上最高层次的生态系统，是多种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最大的自然单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人们只关心对其中的个别部分作为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很少把它作为一个总体进行研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的规模和程度日益加深。这种规模是如此的巨大，以致影响到我们星球环境的变化以及对人类负荷能力的衰减。另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我们有可能从全球的范围来估计人类作用的成败与影响的深度。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人类开始转向把生物圈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方向并使之成为当代资源管理与保护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人与生物圈计划”体现了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念；强调多学科的综合和国际间的合作，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强调政府在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当地生产者和决策者参与的重要性；在全球尺度上，将分散的研究构成网络，并且把研究和培训、教育结合起来；强调传统知识与现代技术的结合。这样的理念和方法，对当代生态学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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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芦俊文   [责任编辑: 芦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