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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灏珠:医学仪器再发展,也不可忘记望触叩听

2017-12-17     阅读量:53


    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筝

  “做医生和做警察有些相似之处,要抽丝剥茧查出问题源头。但医生和病人,不是警察和小偷的关系,做好医生,不能像警察审问小偷一样,所以问病史要和蔼,要引导,要用心,要把疾病的要害问出来。”
  陈灏珠院士做了一辈子“警察”,他的从医生涯伴随着心脏病学的发展,而他本人,也推动了很多发展。
  
  体格检查,让病人觉得温暖

  “‘你们有没有听到病人的心音有一个特殊的杂音,就像低音提琴拨弦的声音’,当陈院士这么说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于他敏锐的听力。”
  有年轻医生几年前跟着陈灏珠一同查房后,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病人是一名年近8旬左心衰的老先生,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痛风等病。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陈院士的查体,特别仔细,从眼睑、面部皮肤,脖子、到看脚踝的水肿,望触叩听每步都特别仔细。所以老一代医生扎实的基本功就体现在这里,现在的医生过于依赖仪器、数据和影像,心内科有了心电图、冠脉CT和心超之后更是不重视基本的叩诊听诊。”年轻医生继续记录。
  距那次查房已过了5年,今年陈灏珠93岁,他说自己现在并不处在正规的工作状态中,但还是保持每天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上班,每周一次查病房的节奏。11月份查房停了几次,因为“最近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弯腰,听诊查体不行。”
  即使是上海施行第一例心导管检查的人,全国第一个施行冠状动脉造影的人……但陈灏珠还是非常重视问诊叩诊听诊。“问诊会得到很多资料,当然有的是病人的秘密,记得不要在公开场合问,要把其他人清出去后再问。”他笑着说,“做体格检查,病人会觉得温暖。现在医学发展,有很多机器检查,把人放进去,医生走掉了,只有机器轰隆隆地响着。有的人第一次做会有点紧张,也会感觉冷冰冰,所以事先要告诉病人一些信息,让他有所准备。”
  说话的时候,陈灏珠始终乐呵呵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随和,不张扬,就像邻家的一名长辈。但在专业领域,他逻辑清晰,观点鲜明,有很多自己坚持的东西。
  在医学检查仪器日益精进的今天,他还是非常重视体格检查,而在过去的年代,却是他首先想着研究新技术,引进先进的检查手段。

  心内科有事好做,有东西好学

  可以说,陈灏珠最初进入心内科领域,就是因为被先进的仪器吸引。
  1948年,陈灏珠进入中山医院做实习医生。“医生培养有师傅带徒弟的味道,我们做实习医生就是干活和学习为主,汇报病史,学习医疗文献,听主治医师分析病情。”
  说实话,做实习医生的时候,身上担子并不是很重,疑难病人,都交由上级医生来处理。但实习医生也有自己的责任,归自己管的事情,绝不能出差错,比如找疟原虫。那个年代,得疟疾的人很多,病人发烧住院,实习医生要负责在显微镜下,病人的血液涂片中寻找是否有疟原虫,找起来很费事,但如果遗漏那就是失职。还有,血常规等基础检查也归实习医生做,如果漏做或做得马虎,也是失职。
  陈灏珠是一名负责任的实习医生,而且很认真。他一边做着实习医生,一边想着毕业论文的事。在那乱世,毕业论文并没有被放上议事日程,但陈灏珠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请教老师。最后能完成毕业论文的没几个人,陈灏珠是其中之一。
  认真,负责任,对学术有追求,所以在各科轮转的时候,上级医生都很喜欢他,但最终让陈灏珠确定自己专业的是几次活动。
  1950年代初,他被派去上海郊区帮助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办法是注射药物,但有一些副作用,严重的会致命。
  陈灏珠发现领队陶寿淇教授,随身携带了一个小型的手提箱,那是他之前从美国带回来的,是心电图机。
  陶教授把心电图机放在病床前,为病人做检查,就能看到病人是否有严重的心律失常。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有副作用的原因,其实就在于它对心脏有损害,会引起严重心律失常,好在有了心电图监护,那一次,没有一例因血吸虫病治疗而引起的死亡。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印象,那就是陶教授有一些‘宝物’。”陈灏珠笑着说。
  后来又有跟着陶教授一起去参加院外活动的机会,那是抗美援朝期间,他们在东北后方医院做支援。“这次有很多时间和陶教授密切接触,让我了解到心内科有事好做,有东西好学,所以我在晋升主治医师时就选了心内科。”
  做心内科医生没多久,陈灏珠被派去北京参加心导管的观摩班。在心电图机都是“新奇宝物”的年代,心导管更是一种全新的诊断方法——通过微创手术来诊断先天性和风湿性心脏病,继而通过外科手术来治疗疾病。
  明确的诊断是治疗的第一步,陈灏珠学习得很有热情,“这种新的方法很管用。”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后来成了上海第一个建立起心导管检查室,施行正规心导管检查的医生。

  这是一种新的方法,我很感兴趣

  陈灏珠的从医生涯伴随着很多“首例”,他也见证了中国心内科学科的发展。
  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国和国际的交流日渐频繁起来,常有外国医生来中国进行访问交流。听了一些学术报告后,陈灏珠心头有一个疑问:怎么这些外国学者总是讲到冠心病,讲到冠状动脉造影?
  当时的现状是,中国心脏病患者多是风湿性心脏病,得冠心病的人很少。陈灏珠讲到了一个数字:“心肌梗死是冠心病的严重情况,而那时我们医院,一年所收住院的心肌梗死的病人才二三十人。”
  既然和现状不符,很多人可能就会把学术报告中和冠心病有关的信息忽略过去,但陈灏珠没有。他的感觉是:这是一种新的方法,我很感兴趣。
  这其中,固然有一名医学从业者对于新知识的好奇和热情,但也不是盲目的热情,它有理论依据。
  从1950年代开始,忙于临床和科研工作的陈灏珠还做另一件事,每年对收到医院中的心脏病人进行病种的统计分析。在统计中发现,医院所收治的冠心病人在逐渐增多,他通过查阅西方文献了解到,西方国家冠心病人数量增长很快。“会不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冠心病人也会向西方国家一样,出现井喷状态的发病。”陈灏珠在心里考虑这个问题。
  带着热情和心里的预测,陈灏珠开始研究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这次可没有观摩班可以学习,他只能和同事自己研究。他们研究冠状动脉的解剖结构,在捐献的遗体上实践整个操作过程。
  1973年4月23日,陈灏珠清楚地记得这个时间。这是他第一次为病人施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日子。“第一次就做成功了。”
  “成为中国第一个做冠状动脉造影的人,感觉怎么样?”
  “成就感很强。”陈灏珠说,“那时,我们都在追赶国际水平,现在已经不是追赶了,有些诊断和治疗方法反而是国际首创了。”

  做医生和做警察有相似之处

  成就感很强的事情何止这几件。
  197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教授在参观无锡血吸虫病研究所时突然间胸痛,倒在地上。
  卫生部派医疗组前去抢救,陈灏珠是其中一名医生。到了之后,了解病情,病人是前壁心肌梗死,范围广,极易危及生命。
  病情紧急。
  当时美国代表团想派美国的医疗队前来进行治疗,但中国医疗队婉言谢绝了:你们是客人,客人来我们这出了问题,我们作为主人一定会好好负责。
  “回过头来看,当时胆子大了点。”陈灏珠回忆起这段往事,笑着说,“但话已经说出口了,责任虽重大也要承担。当然我们并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一到无锡我们就去看了病人,进行大会诊,定下了这个方针。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病死率在三分之一左右,而如果用好监护治疗,病死率会下降。”
  那时,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像现在所用的介入或搭桥手术那样有效治疗心肌梗死的方法,监护治疗是最先进的办法。所以这项工作就落在了心内科专业的陈灏珠身上,他在当地建立了一个临时监护室,24小时观察,一旦有并发症的苗头,马上进行处理,不至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四种并发症曾先后在患者身上出现,但因为有严密观察,都被处理在萌芽之中。
  一个星期后,病人情况稳定,后来就被转入正规的疗养院休养。
  “其实当时负担很重,好在病人好转了,皆大欢喜。后来这名教授回到美国,继续工作了26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好的医生,好的治疗有时就能改变人的命运。
  那是1976年,一名年轻的母亲接受心外科手术后,准备出院,却发生心房颤动。要把心房颤动转为正常心跳,当时所用的方法是电击除颤,在电击之前要先服用奎尼丁做准备。有的病人服用药物之后就有好转,那就不需要再做电击。
  患者一开始对药物反应良好,用较少剂量的奎尼丁起了作用,心房颤动转为正常窦性心律。谁知,之后她却出现了室性心动过速,反复发作,所有的治疗方法都使用了,但都无效。更糟糕的是,后来还出现了心室颤动,这可是会致命的症状,陈灏珠赶紧为她注射三联针。
  那一天,从早上9点状况发作,到晚上11点多,对病人的情况,陈灏珠依然束手无策。但是他并不放弃,一遍遍地翻看病情记录,观察病人。他发现,从晚上9点到11点,病人有100分钟时间没有发作心动过速的情况。
  发现了特殊情况,就要去查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陈灏珠分析,是三联针起了作用,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异丙肾上腺素。于是他大胆地加大了异丙肾上腺素的剂量,一开始加大用量的时候,患者发作的间隔时间拉长了,而加大到平常使用量的15倍时,患者就完全不发作了。于是陈灏珠继续使用这一剂量,稳定了一星期后,再渐渐减少用量,控制住了患者的病情。这一超大剂量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滴注抢救“奎尼丁晕厥”的治疗过程,随后查阅文献发现属国际首创。
  “做医生和做警察有些相似之处,要抽丝剥茧查出疾病的源头。但医生和病人,不是警察和小偷的关系,做好医生,不能像警察审问小偷一样,所以问病史要和蔼,要引导,要细心,要把疾病的要害找出来。”
  陈灏珠做了一辈子“警察”,他的从医生涯伴随着心脏病学的发展,而他本人,也推动了很多发展。把时间拨回73年前,那时他还是一名19岁的年轻人,被范仲淹的“吾不能为良相,必为良医,以医可以救人”的情怀所影响,把从医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不曾想,这就成了一辈子坚持的事业。

  [人物介绍]

  陈灏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治的奠基人之一。
  陈灏珠大学时期正值抗日战争,经历过艰难的漂泊岁月,知道学医者的不易。2007年,他和家人共同捐资100万成立了“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助学基金”。2014年,为了帮助更多医学生和青年医师成才和凝聚更多社会力量,陈灏珠决定扩充基金规模,拓宽基金用途,把基金更名为“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人才培养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