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徐畅《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8日 01版）
王大珩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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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刻苦从事科学事业，做到又红又专，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
——摘自王大珩的《入党志愿书》
（1978年10月）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王大珩与中国共产党的情缘，起于那段“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岁月。1935年，日寇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发起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作为学生游行的提议人之一，正在清华园读书的王大珩与众多进步青年一起，走上街头，第一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此后，虽未直接参加革命工作，但国难当头，王大珩一直都在思考如何让这个贫弱的国家强大起来。1938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王大珩考取了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
彼时，光学的前沿技术在军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被各国视为要害技术，“竭尽保密之能事”。王大珩身在英伦，心系祖国，始终坚持将自己的学习研究与祖国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尽管学业进展顺利，但为了学习光学仪器的核心材料——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王大珩毅然放弃了在读博士学位，成为英国昌司玻璃公司的一名物理实验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作出如此选择，只因“我的祖国是多么需要这种技术啊”。
1948年，王大珩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型正规大学——大连大学，并组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回首往事，王大珩称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
在参与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王大珩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知之愈深，对党的感情就愈加深厚，王大珩渴望着加入这个代表着人民利益的组织。1956年，他申请入党，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真接受党的考察。“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他在个人自述中表示，“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以公为先，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向错误作斗争。”
正如《赤子丹心 中华之光——王大珩传》作者胡晓菁所言，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王大珩深有一种‘是时候了’的感觉”——1978年，已过花甲的王大珩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年10月16日，经长春光机所党委批准，王大珩终于被党组织接纳，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随后举行的“王大珩同志入党宣誓大会”上，王大珩热泪盈眶，他发出誓言，要为中国的科技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徐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