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之声国防时空·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 作者：王锐涛、董保存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今天请听《“两弹一星”元勋》第六篇，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主讲人：董保存 采制：王锐涛

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是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以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荣誉。

今天我们讲“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院士。王淦昌是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一位科学家，他的一项发现至少帮助六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他当初能够沿着自己的方向继续研究下去，诺贝尔奖非他莫属，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投身于我国的核事业，销声匿迹了17年。

我们先从他的重要发现说起。那是在1930年，23岁的王淦昌跟随他的导师迈特内教授，在柏林大学的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当研究生。有一次，他跟着导师去听德国一个科学家的实验报告会，内容是关于用钚元素的一种粒子轰击轻元素硼和铍而产生的反应。这位科学家用计数器探测，发现有一种穿透力很强的放射线射出来。当时的科学界都认为这种射线是一种硬射线。

王淦昌听完这个报告以后，一直在深深地思索一个问题，他认为这种辐射具有的强贯穿力值得怀疑，是不是有另外的东西在起着作用？他希望能够改用云雾石做探测器，重复这个实验，这样一来就能够弄清楚这种贯穿辐射的性质是什么。基于这样的想法，王淦昌找到他的导师迈特内教授反复提出自己的意见，想要进行这种验证。但是他的导师说没有这个必要，不支持他的这个建议。最终，这一项本可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发现和王淦昌失之交臂。

1956年9月，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率先发现了一种反物质———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这是一项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发现，但是当国家需要他回来从事核武器研究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申请诺贝尔奖的机会，立下了“以身许国”的铮铮誓言。

1961年4月3号，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来到当时二机部刘杰部长的办公室接受组织谈话。刘杰部长和钱三强副部长向他传达了当时国家的重要决定，希望他能够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究，并且要求他放弃原来的研究方向，改作他并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当时王淦昌听他们讲完，只说了一句话，我愿意以身许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平静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听来是那样的掷地有声。也就在那一天，领导问他，你愿不愿意更名换姓，默默无闻地去做这项工作。王淦昌没有一点迟疑，他说改名吗？这样吧，就叫王京吧。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不能在世界其他学术领域里崭露头角，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更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进行高深的探索。他再也不可能成为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失去了摘取诺贝尔奖的可能。

17年的时间，这位科学家化名王京，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中。他的家人和他通信只能用这个名字，而他的通讯地址都是某某某信箱。至于他在什么单位，在哪里工作，他的家里一概不知。他的几个孩子曾经多次问他的夫人，我爸爸到底调到哪里工作去了？他的妻子只能说，你的爸爸调到信箱里去工作了。多年以后，当亲人和王淦昌说起这段经历，王淦昌只是非常平淡地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王淦昌都亲力亲为，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人们称王淦昌为 “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谈到他在实验基地进行的那些工作，我们就不能不说中国第一次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场景。当时西方一些列强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了很多的障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个关口。而王淦昌作为当时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他当然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么重要。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处于一种由于受运动的冲击而导致的半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王淦昌非常着急，怎么办呢？他只有白天到那些工人群众当中去做他们的工作，明确地告诉他们，现在时间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宝贵，西方国家决不能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现在赢得时间就是为我们国家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挨家挨户地去动员那些业务骨干，科研人员和科技职工，重返岗位进行科学研究和生产。

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把这些人叫到了工地上干活，忽然有人说干不了了。王淦昌问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干不了了。他们说，王老不行啊，我们食堂的师傅都走了，没人给我们做饭，人是铁、饭是钢，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吧。王淦昌没办法，就跑到军人服务社，找了几个家属来帮忙。当时服务社的领导说，干活的人还是能找着，可是谁给他们出工资呢？王淦昌当时就说，这样吧，我来出，我这点钱你先拿走，如果不够的话从我下个月工资里扣行不行？他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动员这些人走上第一线继续从事科研和工作。在青海那种地方，他几乎每天都要背着氧气袋来进行科学实验。也正是本着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1969年的9月，我们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说起王淦昌，就想起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王淦昌同志就是有着这样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的一位科学家。1982年，王淦昌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主动辞去了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他专门领导一个小组，从事激光核聚变的研究，可以说，这是他古稀之年辞掉大官做小官而专职进行的一项科学研究。

他曾经说，要做科学家，不要去做科学官，别人能承担的工作，我何必一直担任下去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我们应该说，这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有的人会为了官位争来争去，而在王淦昌这样的科学家面前，他们或许应该感到汗颜。王淦昌这样的科学家，是我辈应该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