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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小林:中医药是走向世界的最好窗口

2020-08-07   SZNEWS

■ 深圳特区报记者 陈寅 陆云红 李萍

绿槐高柳咽新蝉。正是暑热时节,结束了一上午门诊的忙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新冠肺炎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仝小林,在他工作的广安门医院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谈起中医药对新冠肺炎的诊治,他充满冷静思考和科学精神的话语带给人阵阵沁人心脾的清凉。

“慢郎中”成了“急先锋”

长久以来有个说法,中医擅长“慢病”而非“急症”。对此,仝小林有不同的看法。

“急症的治疗其实是中医的优势所在,据可考资料,中医学几乎参与了我国历史上全部疫情的防治,护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他说。

就他本人经历而言,17年前,曾作为中日友好医院(临时SARS病院)中医、中西医结合组组长,第一批进入SARS病房,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救治SARS患者,相比单纯西药治疗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平均退热时间和肺部阴影吸收时间均显著缩短,他对11例初治患者应用纯中药治疗的病例是全世界唯一纯中药治愈SARS获得成功的记录,并被写进了世卫组织《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2003年中医药救治SARS患者的成功实践,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医药在急性重大传染性疾病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信心。

这次新冠疫情在武汉集中暴发后,仝小林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共同组长除夕夜临危受命直抵武汉,在湖北64天不舍昼夜,以命相搏;去时白雪飘飞,待到四月返京时,迎春花早已鹅黄满枝。

面对疫情集中暴发、没有特效药物和疫苗、医疗资源严重挤兑,大量高风险人群无法第一时间得到及时诊治的危急情况,仝院士第一时间深入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隔离病区、危重症病区等,并走访社区、发热门诊,掌握了各阶段新冠患者的临床表现、舌苔、脉象等信息,再结合武汉当时湿冷的气候特征,对此次疫情的性质迅速作出判断——寒湿疫,并拟定针对此疫邪的通治方——“寒湿疫方”。

为了使大量高风险人群和轻症患者得到及时诊治,并缓解医院和发热门诊压力,他将防控重心前移、下沉至社区,探索建立了“中医通治方+社区+互联网”为框架的社区防控“武昌模式”,中医第一时间介入,向高风险人群统一发放中药,据统计,“寒湿疫方”在武汉及周边地区累计发放中药70余万副,救治发热、疑似、轻型、普通型病人5万余人。当地卫健委资料显示,1月28日,武昌区隔离点疑似病例确诊比例高达90%以上,自发放药品后14天,新增确诊人数第一次出现断崖式下降,并维持在低位水平,3月5日下降至3%左右,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武昌模式”是危急时刻传统医疗模式应用的典范,在孝感、黄冈、郑州、西安、吉林等地区推广应用,特别是在吉林省舒兰市发生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后,“武昌模式”再一次发挥了提前干预、预防治疗的关键作用。

抗疫中的中国智慧

“与以往相比,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介入治疗更早,更全面,不仅冲在救治最前线,而且‘打满全场’。”仝院士说。从预防到康复,他带领团队与武汉多家定点医院合作开展了覆盖新冠肺炎防治全过程的临床研究,充分贯彻了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治未病”理念。

如针对武昌区隔离点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通治方干预研究显示,430例中药组0例加重(0.0%),291例未服中药的对照组19例(6.5%)加重,中药干预有效截断了病情的进展;对定点医院662例重型/危重型患者的队列研究显示,应用中药汤剂组的死亡风险下降了87.7%,明显低于非中药组,有效降低了重型/危重型患者死亡率;针对恢复期患者,对武汉6个康复驿站420名治愈出院患者的观察分析显示,经中医综合干预包括恢复期颗粒、八段锦、穴位贴敷灸等,被观察者咳嗽、胸闷气短以及乏力、心悸、失眠、出汗等症状明显改善,干预组的复阳率为2.8%,远低于对照组15.8%。为中医药早期、全程介入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临床依据。

仝小林坚持一边临床实践,一边优化诊疗方案,牵头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的中医方案,从第三版到第七版,不断补充更新对该疾病的最新认知和治疗,为一线临床医师提供了切合临床需求的中医方案。他还针对新冠恢复期患者,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试行)》和《新冠肺炎出院患者主要功能障碍康复治疗方案》,为恢复期患者提供了以中医适宜技术、传统功法、饮食、心理干预为主的综合康复指导。

他还将第七版方案中的中医部分进行翻译解读,发布在国际期刊,多次参加相关国际学术交流会议,连线海外中医团体与欧美专家,解读“寒湿疫”中医防治策略,分享国内取得的3项中医药重大科研成果,为国际新冠疫情防控贡献中国智慧。

针对目前仍在全球持续扩散的疫情,仝院士强调:“新冠肺炎现在已是全球范围内的传染病,所跨之时间空间范围较大,而寒湿疫主要针对武汉疫区。其他时段及地区的新冠肺炎还需要依据‘因人因时因地’原则,三因制宜,综合患者以及季节、地理环境等因素具体分析,不能一个方子包打天下。目前我们对它的认知远远不够,还有很多问题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

做好防范是“王道”

疫情席卷全球,焦灼的人们都在关注秋冬会否卷土重来,何时能划上句号?对此仝小林表示,很难精准预测,“还是应该交由流行病学家、研究模型与数据分析的专家来做判断,中医的研究更侧重于诊疗。”

至于万众瞩目的疫苗问题,仝小林则说:“中医药的预防和疫苗完全是两回事儿。疫苗针对性更强,靶点更明确,中医药防疫则讲求提高机体整体的免疫功能。”

他认为,疫情防控常态化,每个人都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重养生与保健,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心静气和”,从而提升人体的正气。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中医防疫的一个大的路径。

“通俗地讲,吃喝拉撒睡这几方面都要注意。”他说,饮食要有节制,讲究质量,注意营养均衡。同时根据各人的体质调节饮食。另外要促进身体的代谢循环,保持“出入”平衡。“睡眠问题也很重要,应早睡早起,老年人每天最好睡‘子午觉’。”

社区防控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环。仝小林表示,以“中医通治方+社区+互联网”为框架,社区中医药防控为特色的“武昌模式”是在疫情特殊情形下产生的,但它对未来整个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深圳抗疫措施得力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我国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大城市之一,也是我国对外经济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深圳自疫情发生以来并没有大规模暴发疫情,截至目前只有三位数的确诊数量,非常不容易,这与深圳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及时采取得力措施分不开。”仝小林说,“虽然我没在深圳,但从学生向我反馈的信息来看,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他还充分肯定了深圳中医医疗队在雷神山医院开展的中医特色诊疗做法。

他进一步指出,在海外疫情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深圳这样的国家重要经济支柱城市,在加快复工复产过程中,要做好平战结合。即平时要扎扎实实做好社区防控,真正做到一旦疫情暴发,能及时从社区把住第一道关口,这非常重要。同时还要重视中西结合,补上“短板”,包括人才培养、硬件软件建设等。

仝小林与深圳还有一份特殊的渊源,作为深圳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引进的名医,他的团队于2017年签约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共同在深圳率先建立三级糖尿病防控体系。

“改革先锋深圳是一座开放、包容、充满朝气、生机勃勃的城市,深圳的医院也很有朝气。”他深有感触地说,深圳的“三名工程”是一个创举,吸引了众多院士、专家聚集深圳。希望未来深圳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充分发挥和调动院士、专家的智慧,使其真正起到实质性作用,带动和提升整个深圳的医疗水平。

古老医学遇上全新契机

此次疫情,中医药所发挥的作用令人瞩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6月7日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提到,中医药参与救治新冠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的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90%,彰显了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对此,仝小林表示:“我相信,经过此次疫情,世界将逐渐加深对中医药的认识。这是挑战,也是机遇,为向全世界传播中医药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疫情过后,中医药将走向何方?仝小林认为:“疫情之后,我们要重新衡量中医在整个医学体系中的位置,未来的医学必将走上中西医并重之路。中医发展的关键是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既传承好中医文化,又充分利用现代医学科技成果,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他强调,“守正”要正观念、正思维、正文化,而“创新”要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见,有所质疑,甚至涉足前人没有研究的领域。

“21世纪现代医学面临老年病、慢性病、代谢性疾病、心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和突发瘟疫六大挑战,当前慢病治疗费用已经占到我国医疗支出的70%以上。”他认为,老年病、慢病等影响到多系统、多器官、多脏器、多层面的疾病,更需要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施治。中医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迎难而上,顺势而上,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华传统医学必将在新时代大显身手。

经此一“疫”,中西医加强了了解,加深了融合。仝小林表示,中医和西医应互相学习,互相信任,互相切磋,共同进步,这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互借、互补、互生是中西医走向融合的基本过程,而自信、自立、自强则是中医人必须具有的内质。

“我们应该树立中医自信,而中医自信是文化自信的一部分。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载体之一,也是走向世界的最好窗口。”他最后说。

记者手记

院士就是战士

“凡为医者,性情温雅,志必谦恭,动必礼节,举止和柔”,见到仝小林院士,您就会发现,宋人此言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仝小林被称为传奇院士。

他的母亲曾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救治伤患。

他小学三年级时便在作文里立下“当一名白求恩式的大夫”的志向。

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上大学的人。1978年进入长春中医学院求学。

他先后拜李济仁、周仲瑛两位国学大医为师。

他跟随导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入苏北地区抗击出血热疫情,将出血热死亡率从最初的10%降至1%。

他在2003年非典期间,作为中日友好医院(临时SARA病院)中医、中西医结合组组长,第一批进入SARS病房,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200多例患者,并对其中11例初治患者采取单纯中药治疗。这份全世界唯一纯中药治疗SARS获得成功的记录,被写进世卫组织《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

他于1991年至1994年间在日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日方高薪留聘,但他毅然归国。理由很简单:我是国家培养的中医。

他在国内首创中医糖尿病科,拿到中药复方独立降糖的高级别循证证据,打破了“中药不能独立降糖”的质疑。

他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多次获得中华中医科技进步一等、二等奖,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之一。

“院士一般都是领军人物、带头人,发生重大疫情时,要对疫情进行准确判断、确定治疗方案,要为国家研判提供意见和建议。院士肯定要冲在前面,而且要第一时间到位。从这个意义来说,院士就是战士。”他说。

“中医更需要冲在一线,因为必须到现场看病人,把握疫情发生现场的环境。无论你是教授还是院士,都要到一线去。没有望闻问切,不是第一手资料,就是对空放炮、纸上谈兵。”他说。

“我为‘中医大夫’这个身份感到自豪,同时这也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病人把生命都托付给你了,你就得付出100%的认真和医术,同时还要想尽办法为患者精打细算。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是‘简便廉验’,能不开大处方就不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他说。

“医,仁术也。”采访结束,唯愿多一些仝院士这样仁心仁术的医者,守得“山河无恙,人间皆安”。